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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讼师”:中国清代绍兴师爷的职场角色新考

2009年10月27日 00:00  点击:[]

黄华均 刘玉屏

什么是“隐名讼师”?他们和刑名幕友的,职责有什么异同?隐名讼师的职场功能有那些?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是什么?从其职业的性质来看,隐名讼师有那些特点? 如何评价“隐名讼师” 对中国近现代诉讼代理人制度的贡献?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隐名讼师”考释

“隐名讼师”的产生。清代中后期,由于农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新型的社会法律关系日益增加,构建其上的清代律例也相应地日益繁多艰深。由于社会共同生活条件的改变,民刑事诉讼事务逐渐增加,“讼师”这一职业应运而生。有关这方面的例证有:“清代民间所称‘师爷’往往不是指衙门里的‘师老爷’,而是指民间替人出主意打官司的‘讼师’,尤其是‘绍兴师爷’常是指精于挑唆官司,惯于钻法律空子的讼师。”[①]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先生在《持身之要》中明确地指出:“景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惟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作。”[②]可见讼师是鲁迅笔下专门一类的绍兴师爷,他们与绍兴师爷中的刑名幕友并列为不同的职业群体。汪辉祖的《学治臆说》中有两篇文章提及讼师,一是“治地棍讼师之法”,二是“地棍讼师当治其本”,其中后者专门提到:

“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二者不去,善政无以及人。然去此二者,正复大难。盖若辈平日多与吏役关通(串通勾结)。若辈借吏役为护符,吏役借若辈为爪牙。遇有地棍讹诈、讼师播弄之案,彻底根究一二,使吏役违法,则若辈自知敛迹矣。”[③]

汪辉祖文中数次提到的讼师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隐名讼师,”这一职业是和清代“幕府”(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officer)中的“刑名幕友”相对立的职场工作。[④]其最本质的特点是,讼师通常是为民间的当事人服务,而不是为官府衙门工作。讼师的职业化评价源于史料的实证,民国30年代徐哲身的《绍兴师爷轶事》一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初步证实了讼师群体的存在:“绍兴许百几师爷,虽有讼师的才情,却不害人。”[⑤]可见在绍兴这一府级建制所在地竟有百名讼师之多。他们和当事人基于信义关系结成委托代理关系,为当事人提供各种法律服务,他们收取当事人的费用,并负有合理的谨慎勤勉的服务义务。讼师不必为判断错误负责,亦不保证诉讼的结果。但其执业信用完全依赖其代理办案的质量,其中诉讼结果的好坏是衡量讼师水平高低的直接标准,也是判断讼师是否进了合理、勤勉、谨慎义务的标尺之一。

所谓“隐名讼师”,是指行为人隐名埋姓,为他人代理诉讼,并收取费用的诉讼代理人。这种职业人的职责是专给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出卖法律知识和技能,撰写诉状。由于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出庭代理他人诉讼,故这一群体被称为“隐名讼师。”“隐名讼师”的特点有:第一,民间性,即这部分职业群体通常都活跃在民间,他们为民间百姓提供法律服务,这和刑名幕友通常游幕于衙门官府范围内,帮助官府幕主处理钱谷事务有所不同。第二,法律服务性,“隐名讼师” 以给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为特征,他们要么帮助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进行诉讼策划,要么帮助其撰写诉状,要么在幕后指导苦主进行诉讼。当然,“隐名讼师”并不是消极地为当事人代写诉状和诉讼材料,而是结合当事人提供的事实、运用自己掌握的律例知识为当事人撰写诉状等材料。第三,隐名性,即“隐名讼师”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为其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只能够以隐名埋姓的方式躲藏在当事人的身后指导诉讼,“隐名讼师”不能够开设类似于律师事务所这样的机构,也不能够以讼师的名义对外执业,这也是《大清律例》所严格禁止的。[⑥]尽管“隐名讼师”的服务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然性,但在当时并没有发育成一个经政府认可的合法职业。第四,单向代理性,即讼师不得一手托两家,不得同时为两造当事人进行代理。只能够为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进行代理,在刑事案件、自诉案件中,讼师通常为被告进行代理。因为从逻辑上推理,同时为双方当事人代理肯定会损害其中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除此之外,隐名讼师还不得为自己代理。第五,其代理的案件主要是“词讼”[⑦],或者说是“自理案件”,这类案件的性质相当于现今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有些类似于我国现行刑法的自诉案件,按照级别管辖,这部分案件通常由州县的衙门主管。

“隐名讼师”与“讼棍”、“刑名幕友”的区别。需要说明的是,“隐名讼师”不同于纯粹唆使别人打官司的“讼棍”。“讼棍”通常并不是诉讼代理人,他们往往恶意挑唆词讼,颠倒黑白,其对事主、苦主的服务通常并不包含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当然,讼师中有较少部分的人可能因其没有职业操守而被划入到“恶讼师”之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其讼师的身份与“地棍”、“讼棍”明显地区别开来。[⑧]“隐名讼师”也与“刑名幕友”有一定的区别,“刑名幕友”他们是辅佐明清州县官吏从事诉讼活动的“幕后法官”或司法秘书。他们属于不在编制的地缘性幕僚,按“公式之刑名”依法办事。[⑨]而“隐名讼师”首先必须隐名埋姓,不敢公开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诉讼代理职务,否则一旦查实,就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刑名幕友虽然也不得以自己的身份和名义独立办案,但他们可以代其幕主办案而不受法律的惩罚。其次,讼师的劳动所得由当事人支付,而刑名幕友的劳动所得由幕主支付。第三,刑名幕友是中国幕府的补充部分,是满清官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汪辉祖在《佐治要言·办事勿分畛域》中明确指出:“州县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钱谷,曰书记,曰挂号,曰征比。剧者需才至十余人,简者或以二三人兼之,其事各有所司,而刑名、钱谷实总其要。”[⑩]清代全国共有1500多个州县,绝大多数州县都聘有师爷,按汪辉祖的说法,全国州县的师爷不下万人,如果再加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衙门中的师爷,数量就更可观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18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数估计已达7500(瓦特《中华末年的县官》)。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19世纪继续有所增长。”[11]也就是说,刑名、钱谷师爷通常是州县衙门所延请的专业管理人士。清代社会流传着“无幕不成衙”之说,这说明刑名幕友等幕僚分管着州县衙门中的各种专业管理工作。而“隐名讼师”则不同,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不受国家官制体系的约束,某种程度上他们和刑名幕友是相对立的职业。两者的立场完全相反,利益完全不同。州县衙门里的刑名师爷要为幕主省事、息讼[12],使当事人之间的争讼及早得到解决。汪辉祖在《佐治要言·息讼》中这样说道:

词讼之应审者,什无四五。其邻里口角、骨肉参商细故(谓因小事而彼此对立、不和睦),不过一时竞气,冒昧启讼。否则有不肖之人,从中播弄。果能审理,平情明切,譬晓其人,类能悔悟,皆可随时消释。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消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闾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

刑名幕友希望通过省事、息讼的目的是为了为当事人减少费用开支,节约诉讼成本,“如乡民有四十亩,夫耕妇织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卖田,田卖一亩则少一亩之人。辗转借售,不七八年,必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至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开导,不宜传讯差提人;非紧要,宜随时省释,不宜信手牵连被告多人。何妨摘唤干证,分列自可摘芟。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谚云:‘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下笔时多费一刻之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为上。”[13]而民间的讼师则希望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价值体现,因而千方百计要发起诉讼,或者将词讼在更高的审级中进行下去[14],并从中获取应得的诉讼收益。

二、“隐名讼师”产生的社会背景

清朝是古代农本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传统的自然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稳定的社会环境首先带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到了18世纪后期,清朝的总人口达到3亿人之多,平均每个县都有20、30万人之多。简单商品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逐步产生,民事主体的范围在逐渐扩大,随着妇女地位的逐渐提高和家子地位的独立化,诉讼当事人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当清朝的社会进入复杂社会之后,民刑事案件逐渐增多,基于需求而产生的“隐名讼师”也自然称为当时社会的新创百工之一。“隐名讼师”产生的社会背景还有一下几点:

(一)法律制度艰深难解,需要专门的诉讼代理人来帮助诉讼当事人应对诉讼。清初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一个由援用、沿袭大明律到逐步修订完善大清律例的过程,其大清律例由律和附例两部分组成,乾隆五年(1740年)正式颁行的《大清律例》有436条之多,其结构由名例、吏、户、礼、兵、刑、工等七篇组成,总括30门,律后附例,律例都是法律的外部表现形式,律是律文之意,是清朝成文法中最稳定的部分,例是对律文进行补充的条例,它是基于社会生活条件不断变化而增加的部分,数量逐年增加。“到同治九年(1870年),条例已有1892条,平均每条律文后有4—5个条例。”[15]这就大大增加了诉讼当事人适用法律的难度。除此之外,清朝的法律还有成案,成案包括案例和判例,清朝对成案采有限制的使用政策,虽然判例法的先例并不是中华法系司法人员审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清朝类似于判例的成案却可以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比附相似的案件作为案件审判的法律依据。清朝人自认为本朝的诗文制器远不如古人,但有三件事超过古人,这三件事分别是:“一律之细也,一弈之工也,一窖器之精也。”[16]细如凝脂的法律条文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事人要想大致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十分不易。除了法律条文的数量巨大之外,法律条文的艰涩难懂也是当事人期盼受过专门法律知识教育的专业人士来指导其诉讼的重要原因。对于文化素质不高的诉讼当事人来说,理解法律术语居多的律例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专门研习律法的“隐名讼师”则正好满足了当时人的诉讼服务需求。

(二)级别管辖层次繁多,当事人需要聘请“隐名讼师”参与诉讼。清代地方的司法审判实行逐级审转复核制,这种制度的主要程序比较复杂,清代地方审判机构被分为州县、府、司、院四个审级,州县为第一审级,主管应处笞杖刑罚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府为第二审级的司法机构,府作为复核机构,一般不直接受理、审判案件,而是复核州县初审上报的刑事案件和一审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词讼案件或自理案件。省按察使司为第三审级,通常逐级审核由府上转来的复核案件,但省按察使司并没有直接的审判权,总督、督抚有权审判徒刑案件。而应当判徒刑以上的流放和死刑案件则由清朝中央刑部、三法司处理。[17]当事人如果不具备专门的诉讼程序知识和技能是无法在诉讼过程中利用这种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对于如何利用合法程序的诉讼权利来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辩护材料和意见,当事人希望有专业的代理人出面给予帮助。对于伸冤的案件,大多数当事人都不知道该向哪一审级的司法机构申诉,如果由诉讼代理人——“隐名讼师”给予咨询和帮助,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清律法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称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须本管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18]这就是说,如果当事人不了解起诉、申诉的级别管辖和级别主管的规定,有可能造成越诉,并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由此看来,“隐名讼师”的产生便显得十分必要。

(三)当事人的法律服务需要使得“隐名讼师”应运而出。《绍兴师爷轶事》中有一个案描述道:清朝光绪年间,绍兴的河南抚幕的高九千讼师曾经为一个当事人打赢官司,被免除刑事责任。绍兴水澄巷的田家户主育有一子叫田三,该子成人后不大孝敬父母,父母一怒之下将田三告上法庭,罪名是忤逆,开庭审理的情况如下:

“孙知县又问:‘本朝以仁孝治天下。尔为何忤逆不孝’?田三供称,‘小的不敢不孝’。孙知县又问:‘尔既没有不孝,而父怎来讼尔忤逆?’田三此时即遵高九千岁之教,仅朝孙知县磕了一个头,俯伏不言。孙知县拍着惊堂道‘快快供来,否则大刑伺候。’田三忽然垂下双泪,仍在叩头不言……向那公案前一伸道:‘大老爷开恩。’孙知县陡见田三的右掌上写着:‘妻无貂蝉之美’六个字,左掌上写着‘父有董卓之心’六个字,不觉明白道:‘恕尔无罪,下去。’田三的父亲慌忙上前质问县官道:‘大老爷怎么不办这畜生?’孙知县张目道:‘你这老不贤惠,你自己心里明白。’”[19]

此案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讼师高九千岁利用了反诉的法律技巧为当事人免除了忤逆大罪,所谓的反诉,是指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控告自诉人犯有与本案有联系的犯罪行为,要求司法机构依法处理。忤逆在大清律法中是必须诛杀的死罪,属于“十恶”之罪的第七类:“七曰不孝,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奉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关于不孝等十恶的法律责任,大清律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盖十恶之人,悖伦逆天,蔑礼贼义,乃王法所必诛。故特表之,以严其禁。”本案当中的被告人田三因“隐名讼师”的帮助摆脱了死罪的裁定。

类似的案件还有,清雍正年间,江苏松江有个名叫吴墨卿的著名讼师,为一户穷人打赢了官司。松江有一家富豪想吞没一户穷人出典的活产,就用一张旧纸仿写了一张假的绝卖契约,其笔墨浓淡和字迹都与原契极为相似,上面还盖有假官印。开庭时,该富豪就用这张假契为证据,反告出典方手中持有的出典原契是假的,要求知县确认自己拥有“绝产”的所有权。知县初审时支持了该富豪的诉讼请求,判令出典人败诉。出典人无奈只好找到吴讼师,吴讼师设法取出这张假契仔细端详,发现这张绝买契是假的。因为百姓家收藏契约既不能挂在墙上,又不能铺在桌上,藏在箱子里又怕弄皱弄破,所以被蠹虫咬的洞应当是重叠一致的。而这张契约虽然也有两个洞,但并不重叠,故吴讼师指导出典人据此向衙门申诉案情,知县听后认为有道理,经审理富豪终于承认伪造了绝契,只好放赎。[20]这一案例表明,“隐名讼师”弥补了被代理人行为能力的欠缺,辅助当事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以其自己的诉讼技能辅助当事人实现了被代理人本人的利益,被代理人本人也通过“隐名讼师”的代理行为使自己的法律人格得以延伸,其能力得以扩张。诉讼代理的广泛应用解决了当事人因社会分工日益细化、辩护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诉讼困难。[21]

三、“隐名讼师”功能研究

“隐名讼师”产生的法律意义。它首先引致了中国古代末期和近代诉讼代理人制度的初步产生,为民国律师诉讼代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近现代显名代理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诉讼代理人虽在幕后指导当事人从事诉讼,但其重要性已经初步彰显:司法人员必须下更大的力气去审理案件,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诉讼当事人或被告,还有隐匿在其背后的精于律法的讼师。“衙门中的师爷在诉讼审判时是居于幕后的而民间的讼师也不能代人出庭,双方都在暗中较劲,彼此并不面对面辩驳。幕友批改呈词、起草判词都以民间讼师为潜在对手。”[22]“隐名讼师”的产生还有利于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频率,强化罪行法定主义,减少人治,加重司法人员的审判责任。[23]由于讼师的幕后工作,承审员不得不更加细心地依照法律程序,拟批呈词更加小心。为了避免错案、假案,司法人员、刑名幕友必须更加刻苦地研读律例,分析成案,提高办案的质量,总结办案经验和作幕之道,从而维护地方法律秩序,巩固地方政权的法律权威。

“隐名讼师”的功能研究。第一,延伸功能。所谓的延伸功能,是指被代理人本人的法律行为能力和法律人格得以延伸。“隐名讼师”的出现弥补了诉讼当事人文化素质、法律专业技能不足的缺陷,诉讼当事人可以通过隐名代理、非直接代理来实现自己的诉讼利益。如果没有“隐名讼师”的指导,很有可能因当事人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受侵害了还不知道可否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些含冤者可以通过“隐名讼师”的指导,适用多级审核移转制度来达到伸冤平反的目的,解除牢狱之灾。法律人格的延伸在诉讼过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诉讼当事人的法律人格已经加入了“隐名讼师”的法律人格,当然,这种合致的法律人格是以诉讼当事人本人的法律人格出现的,然而这种法律人格由于混杂了“隐名讼师”的法律人格,因而更有魅力、更加丰满,因而在诉讼过程中可以更好地树立个人法律权威。正如波洛克所指出的:“代理制度使个人的法律人格在空间上得以延伸。”[24]

“隐名讼师”可以通过诉讼材料和意见的提交,帮助诉讼当事人充分的表达意愿,这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更具有法律意义。缺乏文化知识的当事人需要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内心真实意思,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更需要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隐名讼师”则帮助诉讼当事人表达了其内心的这种真实想法。当然,这种表意的方式是通过法庭上的当事人本人表达的,与现代诉讼代理制度可以由律师来代理表意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匿名和隐名的代理表意方式正好是未来的显名代理表意方式的萌芽形式。

第三,提高刑名幕友办案质量的功能。控辩双方的互动是诉讼活动发展、终结的动力,在诉讼程序复杂的庭审过程中,刑名幕友和“隐名讼师”的暗中较劲可以从反面的角度促使前者更加注重证据,更加缜密地查清事实真相,同时还要更加深刻地领会律例、成案中的法律含义,吃透立法者的创法真意,以提高办案的质量,减少冤假错案,增加社会的和谐度。这也增进了法律的正义性和妥当性,使得清朝人治的现象在罪行法定主义精神的弘扬下得以有效的遏制,比附类推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

第四,促进诉讼代理制度的发展的功能。随着“隐名讼师”的出现,清朝中后期诉讼代理人这一职场新角色也开始崭露头角,而“隐名讼师”的法律贡献使得这一职业的信度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清末民初显名代理的产生。身份的剥离使得“隐名讼师”与“刑名幕友”的身份相互对立和相互分离,作为职业的诉讼代理人和居间、信托、委托、行纪、使者的身份也相区别。基于民间法律服务诉求的增加,民事主体以信义、诚信为基础的授权委托关系开始产生,这也促进、完善了其他信托事业,诉讼代理制度专业性和较高的职业信用也使得“隐名讼师”与地棍、讼棍区别,他们的专业声望逐渐使得人们对绍兴师爷的职场角色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①]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②]参见李乔:《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1页。

[③]李乔主编:《一个师爷的官场经·学治臆说·地棍讼师当治其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④]“刑名”一词源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44页)。此中的“刑名”为法家及其理论的代称。而“刑名幕友”则是明清以降专门辅佐地方行政长官出治的幕僚,他们代官出治,后人释为:“掌守令司道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

[⑤]徐哲身:《绍兴师爷轶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37页。明清两代,绍兴是行政建制之府名,下辖山阴、会稽、嵊、新昌、萧山、上虞、余姚、诸暨八县。

[⑥]《大清律例•诉讼•教唆词讼》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至死者,不减等。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无罪增减者,勿论。奸夫教令奸妇告其子不孝,依谋杀人造意律。按:律不言雇人诬告者之罪,盖诬告之罪既坐受雇之人,则雇人无重罪之理,依有事以财行求科断。”具体内容详见怀效锋、李俊点校,[清]沈之奇撰:《大清律辑注》(下),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41页。该点校本的主校本为乾隆初洪皋山增订并刊刻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大清律辑注》。

[⑦]所谓“词讼”,是指当事人以书面言词发动诉讼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其具体的类型为田土、户婚、河防营造、刑事治安等案件。按照清朝法律的规定,词讼案件是可以息讼的案件,其社会危害性不大,而重大的刑事案件是不能够息讼的,当事人之间不能够自行和解。

[⑧]李乔主编:《一个师爷的官场经•学治臆说•地棍讼师当治其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128页。

[⑨]参见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⑩]李乔主编:《一个师爷的官场经•办事勿分畛域》,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12]汪辉祖在《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中说:“勤于听讼,善己。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亲友之情,义曲者可免公庭之法。调人之所以设周官也。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

[13]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第9-10页。

[14]参见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15]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6]见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7,转引自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7]所谓三法司,是指中国古代中央政府中三种司法官员和司法机构的合称。汉代的三法司指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唐代指刑部尚书、侍郎、御史中丞和大理卿;明清两代指刑部、督察院、大理寺。

[18]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第30卷•诉讼》,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

[19]徐哲身:《绍兴师爷轶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6页。

[20]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8页。

[21]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6页。

[22]郭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23]审案、驳案的对错事关州县衙门官员的考成和惩戒。清朝律法规定:“若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科罪。坐以所减三等、五等。”更详细的错案追究制度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602页。

[24]Pollock,Principle of Contract (Edwinfield,13th ed.),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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