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绍兴先贤王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也是绍兴文豪鲁迅先生诞辰141周年的日子。为探讨越地先贤王阳明、鲁迅与越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诠释王阳明、鲁迅思想及作品中的越文化元素，弘扬阳明文化和鲁迅精神，由绍兴市鲁迅研究会、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绍兴市王阳明研究会和绍兴文理学院王阳明研究中心等共同举办，绍兴文理学院大学生阳明文化传承基地、鲁迅研究社和阳明剧社等共同承办了本次“越文化视野中的王阳明与鲁迅”青年学术工作坊，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余位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参与了本次对话活动。
一、越文化传统与王阳明、鲁迅精神人格的生成
主持人：“鉴湖越台名士乡”，作为一座有着25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绍兴自古以来就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名副其实的名士之乡。发源于绍兴的越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浙江文化的根脉。悠久的越文化孕育了哲人王阳明和文豪鲁迅，并成为他们诞生的最初文化背景和成长的重要精神资源。首先，我们一起聚焦一下越文化传统与王阳明、鲁迅精神人格的生成这一话题。
王闻文（山东大学中国哲学硕士）：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正是越地独特的人文环境造就了王阳明和鲁迅等先哲的精神人格。关于越文化，“反传统”是其最显著的特质之一，这在王阳明和鲁迅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作为哲学家，王阳明开创了一条不同于理学又区别于陆学的心学体系，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致良知之说既向内求索，也注重事上磨练，这是对当时以理学为主的社会风气的一种反动。而鲁迅在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同样表现出一种反传统的性格。和王阳明类似，鲁迅的反传统，首先在于他痛恶那些吃人的礼教，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旧传统，他认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鲁迅所反对的是传统文化中压榨百姓的官僚文化和礼教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本身，这一点很像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他们一方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真名教十分敬重，其所反对的只是统治集团借助名教以嵌制百姓的虚伪说教。
黄书（贵州大学中国史硕士）：我认为越文化对王阳明与鲁迅的性格生成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他们也因此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而又有着深刻内在关联的精神人格。王阳明身上的铮铮傲骨、大义凛然、狂者精神、仁爱性格，鲁迅身上的刚毅峻拔、勇往无前、悲悯众生、精致灵敏，以及他们在思想上开拓创新的“拓荒”勇气，都与越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关联。而王阳明与鲁迅既受益于越地文化，又以不同的方式反哺着越文化，并进而实现了文化的承传与拓展。
陈诚（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从学脉传承的角度来说，浙学特有的批判精神自东汉王充始，在浙江后来的文人学者身上皆可窥其踪迹。从陈亮、叶适、王阳明再到近现代章太炎、鲁迅等人，都明显继承发扬了浙学中的批判精神。
潘文娟（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鲁迅与王阳明所受浙学思想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自南宋时期的“事功”思想。所谓“事功”实际为一种义利兼收，重“实行”的务实思想，这种重实行的精神在王阳明和鲁迅那里都有着鲜明的体现。王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如当学生认为过多繁琐的讼案之事会影响自我修行时，王阳明借此开导学生不可空谈学问，只有在人事磨练上才能不断精进，因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而鲁迅则在感知到国民精神的麻木愚昧时，并毅然弃医从文，走上以文艺为志业的道路，以文学创作来疗救国民的精神病痛。
任金刚（西南大学文学博士）：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王阳明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而全凭自己的心，因此嵇文甫先生将其比作中国儒学界的马丁·路德，以表明王阳明在儒学革新中的地位和影响。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喊出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给几千年封建礼教文化以最致命的一击。王阳明和鲁迅的思想之所以都有敢于批判主流文化的“叛逆”基因。究其内源性因素，便有越地这一特殊的文化场域对他们思想人格的塑形。较之博雅庄正的中原正统文化，别具地域特色的越地文化自东汉王充始便开始孕育起了“讥圣反儒”的异端传统，经王阳明至鲁迅，可以看到他们对越地异端传统的一脉相承。
施文（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从越文化传统来看，王阳明和鲁迅深受越文化中异端传统和狂者精神的影响。异端传统和狂者精神是指相对正统而言质疑或破坏的思想或行为，带有反叛和革命的色彩，并一直烙印在后世越地子民心中，这也让王阳明和鲁迅等越地士子生成了不为世俗荣辱和规范所拘束的精神人格。王阳明被称之为“圣之狂者”，而鲁迅则在《摩罗诗力说》中以“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一语道出了几千年中国诗教固守中庸之道的弊病，从而呼唤异端诗人，即渎神叛道的“摩罗诗人”的降临以恢复诗歌撼人心魄的本质功能。
曹晶晶（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越地文人固有的批判精神，深深影响了王阳明与鲁迅精神人格的生成。东汉王充不拘陈规，作《论衡》“疾虚妄”，批判鬼神论的荒谬，反对神化儒学，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学说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浙东学派也显露出批判意识的锋芒，如越地陈亮、叶适对苟安求和的批判，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龚自珍对公羊学的改造，章学诚对伪史学的批判等无不闪耀着王充“崇实疾妄”的精神光芒。置身于越文化的文脉传统中，王阳明和鲁迅自然也就形成了对抗主流思潮的批判个性。
杨惠钰（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王阳明和鲁迅自蒙学时期便深受越风浸润，他们虽跨越了400多年时间，但从两者的思想构成与人格生成中可见越中文化血脉的赓续，其中，越地批判性思维对他们都产生过影响。阳明心学既继承了王充敢于与主流思想相抗衡的越地异端性，又结合了浙东事功之学注重躬行、不尚空谈之长。鲁迅思想与人格的形成也离不开越学遗风的熏拂，而这些越地文化传统都内化为其文学创作对“国民性”的批判，对“人的觉醒”和“辟人荒”的工作，并进而重铸民族之魂。
孙拉拉（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我认为，从断发纹身之地到春秋时期的灭吴称霸，古越国这种不断超越的精神熔铸在越人的血脉之中，并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越地士子的精神人格。王阳明与鲁迅自然如此，他们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独到眼光。在程朱理学为主流的明朝中期，王阳明指出程朱理学“格物”支离的弊端，从而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致良知”的心学思想。鲁迅深谙庸众主义而导致从众、麻木、沦为凡庸等诸多病相，从而超越群体思维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的立人思想。
二、王阳明、鲁迅的精神相通与人格相似
主持人：作为越地名士，王阳明和鲁迅不仅是反抗传统和“别立新宗”的思想家，他们在反抗传统禁锢和对抗主流文化方面都有着极为相像的表现。那么，就请聚焦一下王阳明、鲁迅的精神相通与人格相似这一话题。
王闻文（山东大学中国哲学硕士）：我认为可以从“狂”来看阳明和鲁迅的契合之处。首先在思想上，王阳明的“狂”首先体现在志狂。在其小时候，先生问“何为人生头等大事”时，王阳明一反“考取状元做大官”的观点，认为“读书做圣贤”才是人生最紧要事。其全然不游历于功名利禄之间，而是要成为圣人。其次是人格上表现出“狂者胸次”。王阳明一生充满传奇，他真正做到了儒家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特别是他“平江西匪患”“平宁王之乱”“平广西匪患”所取得的军事功业，改变了人们对儒者文弱的刻板印象。而鲁迅也堪称“狂人”，这不仅体现在其性格上，更是体现在其思想人格中。如其小说中所塑造的各种“狂人”形象，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狂”的性格和精神的表现。为了唤醒人们，他以笔为枪，与旧社会进行搏斗；以文为剑，刺破社会的阴暗。他主张让人们勇做自己，摆脱虚伪。他不惧黑暗势力的压迫，满怀着救国的热诚，敢于表达自己的心声，敢于同邪恶势力抗争。鲁迅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正是一种狂者精神的表现。
黄书（贵州大学中国史硕士）：由于同受吴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王阳明和鲁迅在精神思想上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在程朱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明朝中期，王阳明看到了整个学术生态乃至社会环境的“亦步亦趋”，缺乏活力、缺乏弹性、缺乏价值个体光一样的眼神是当时的普遍现状。王阳明不同于宋明理学将天地的本体归结为外在的天理，贵阳修文的“龙场悟道”让他“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强调主体的价值，张扬主体的个性，企图用良知唤醒人们的生命热情，重构生动鲜活的价值社会与精神世界，让人们明白“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以充满良知的心之本体纳天地万物为一体，包容阔达，生生不息。这种弘扬主体精神、彰显个体价值的心学思路，自晚明以降达到高潮，到明末清初走向衰落。晚清以后，社会遭遇了政治文化危机，面临着时代转型的使命。心学又受到了重视，“心力革命”成为了人们的思想武器。面对着清末民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和麻木不仁的国民，鲁迅通过文学来反思国民精神的局限性、找寻符合当时中国的救亡之路。他认识到“立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立心”，文学与个人的连接是“心”。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鲁迅以“心力”发声，渴望文学“立心”，企盼国民“兴国”，鲁迅的文学气质充满着“心学”气息，王阳明心学那种用良知重构价值世界的生命热情与打破旧世界唤醒新世界的时代使命感在鲁迅这里得到了跨时空的接续，鲁迅用自己独具特质的主体性格与学术理路对“心学”进行现代转换，通过文学“立心”接续心学的精神血脉，跨越时空的“心”在鲁迅这里复活了，并且要掷地有声地唤醒新青年，一起来打破这旧世界，唤醒新世界。
任金刚（西南大学文学博士）：鲁迅弃医从文走上以文艺为志业的道路一方面固然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固有之血脉”。无论是其《摩罗诗力说》中所提到诸如“撄人心”“精神界之战士”等，还是《文化偏至论》中的“立人”等观念，决不仅仅只源于异邦的“新声”。正如学者赵黎明所言：“如果没有中国因素作为期待视野，西方影响也是无由生根的。”而这所谓的“中国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心学传统。从王阳明的“立心”到鲁迅的“立人”，可算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回响。
陈诚（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同为越人，王阳明与鲁迅在思想批判和价值重建上尤为相近。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正是建立在其批判思想不断深入的基础上的。王阳明不单批判程朱学说，更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在批判继承先秦儒学黑夜程朱理学的前提下相继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思想，并由此形成了一条从“心即理”至“知行合一”再到“致良知”的心学思想脉络。同样，批判精神也是鲁迅身上最鲜明的人格标记，同时渗透其批判精神的作品也是现代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学实绩。《狂人日记》不仅直接批判揭露了数千年以来封建礼教“吃人”的真面貌，也是在前贤王阳明“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声浪下继而向世人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也正是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下，鲁迅深挖受传统封建文化奴役下的国民性，塑造出了阿Q、孔乙己、闰土等经典的文学形象。
施文（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从不约而同重视“心”的内涵来看，狂者精神在王阳明和鲁迅思想中主要落实为追求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等具体要求。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倡“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他赞成的是“张灵明”和“任个人”，其中和物质相对的“灵明”这一概念和儒家的心性学说中“心”非常相似。正如王阳明在《大学问》里将心性解释为“身之灵明主宰”，鲁迅所指的“灵明”便接近王阳明对“心”的界定，是一种上天赋予的能区分自己善恶的道德意识，他希望通过每个人自我的觉醒，完成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他笔下的“狂人”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率性地阐发个人主体的情绪。所以在“个”的自觉和对个性解放的呼吁等方面，王阳明和鲁迅“心”意相通。正如王阳明《月夜二首》所道，“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他的“心”能自主自发的抵御外界干扰，是个体意义上的具有自我行动能力的良知，这便与鲁迅极力推崇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立人”思想相契合。
潘文娟（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王阳明与鲁迅都十分重视实践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其心学思想既注重经史又致力于伦理实践和时事世务，彰显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色。在人格修养方面王阳明反对一味地闭门静坐，倡导伦理素养的培育与人事的磨练相结合。同样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鲁迅以笔作刀枪，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倡导健全独立人格的建立，以此表现出他对中国社会顽疾的深刻解剖与疗治。鲁迅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自于他对社会的深入观察和细致解剖，表达的是他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切关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桂亚飞（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王阳明与鲁迅思想相通性之一就是二人在万物一体境界上的相似性。阳明心学是一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在这个基础上，王阳明认为大学即是“大人之学”。“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其中“明明德”是“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是“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鲁迅没有对这种物我关系或者人我关系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他也曾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而他一生思想的核心也即在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起伏消长”，这种人我的纠缠，是鲁迅精神的制高点。由此可见，王阳明与鲁迅在万物一体精神境界上有着内在的相通性。
三、王阳明、鲁迅与近世中国文化
主持人：作为越地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先哲，王阳明、鲁迅先后开启并助推了近世中国启蒙思潮的发展，他们的影响遍及思想界、文学界以及教育界等，至今仍对中国乃至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王闻文（山东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王阳明和鲁迅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思想不仅对当时，而且对我们当下也有着诸多启迪。在思想方面，王阳明反对理学对人的禁锢，主张要注重向内思索，注重个体意识，极其强调我们要从己之自立出发，这对个体的觉醒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另外其“知行合一”之说对后世的实学发展有着很大影响。王阳明认为知行必须要做到合一，如果知而未行，那便不是真知，这对我们当下亦有着重要的启发，我们欲要达到某种目的，只停留在知的层面往往是不够的，必须要切实履行，做到知行合一，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再通过实践来丰富理论，如此一来，我们才可以取得实效。鲁迅也注重个体的觉醒。他在看到当时社会上的人如此的麻木，无比痛心疾首，便想着要唤醒国民意识，通过著书立说来启迪人性当中那一丝丝的光明。无论是《狂人日记》还是《阿Q正传》，他都以极其讽刺的手法来揭示当时社会的黑暗，希望以文字来刺透人们已经麻木不堪的内心。可以说，鲁迅是立足于文学创作，用文字的力量为武器来批判旧社会，从而达到立人的目的。
黄书（贵州大学中国史硕士）：作为思想家，面对社会的失序、人心的流离，王阳明开出“良知”药方，以救心救世救民。良知良能乃天赋人心人性，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实乃“天植灵根”。人皆秉受天命下贯的无缺人性，从本体论上而言，人在道德主体上均是平等。从工夫论上而言，由于后天习染，除圣人能使此心纯然天理以外，大部分人的性善本体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私欲遮蔽，使心之本体的光明被私欲所遮蔽，但这并不代表性善本体的流失与瓦解。故需事上磨练、反躬自省，复心复性。依本体开出工夫，从工夫复归本体。王阳明以积极的良知热情、活泼的生命机用号召人们去蔽澄明，复归天命之性，把匍匐在圣人前的身体扶正，把“人”的价值交到了“人”的手里，让“人”化被动为主动，挺立了尊严，这是王阳明在封建社会难能可贵的启蒙精神，是对“人”的发现。鲁迅认为的中国近世危机其实本质上是人性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心”的危机，故而拔本塞源，需从个体的精神入手，唤起“感觉”、唤起良知、唤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方可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创造新时代。在麻木的国民社会，在彷徨的世纪之交，鲁迅掷地有声地把觉醒送到了人们的耳边，“启蒙”的钟声已然敲响，有人闻声而来，走在了觉醒的路上。
任金刚（西南大学文学博士）：鲁迅曾在其生命最后阶段的文章《死》中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鲁迅晚年反对文学或者美术，其实鲁迅反对的是“空头”。实干是鲁迅奉行一生的价值观念，这与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可谓异曲而同工。时下青年中流行“佛系”“躺平”，这其中当然多是基于生活重压之下的自我调侃，但确也能反映出某种时代的真实心境。彷徨时，或许可以顺着王阳明和鲁迅的文字重归自己的“初心”，倾听内心的“真声”，励志成为自己的圣人：真的人。
施文（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王阳明与鲁迅对近世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心”的作用的延伸。从王阳明到鲁迅有着一脉相承的人本主义立场，他们都通过肯定“良知”来唤醒沉睡的民众，从而实现“立人”。王阳明说：“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他一再强调良知是每个人心中内在的德性，鼓励人们跨过凡人和圣贤间的鸿沟，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追求个性平等。同为越人，鲁迅大胆怀疑和大力批判传统诗教，他呼唤民族历史上朴素的“白心”从而接续了王阳明的心学血脉。在《呐喊》《彷徨》中，鲁迅以文学洞悉人心，多用反语揭露造成民族劣根性的历史文化根源，探索国民精神的重塑之路。
毛敬元（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本科生）：王阳明、鲁迅对近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世中国方兴未艾的阳明学显示了阳明心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价值作用，而近现代的阳明学也构成了构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外文化大碰撞、大交流的时期，他探索以文学来反思国民精神的局限性，以文学来改变国民的精神。因此，由自我“本心”的确立进而寻求实现“立人立国”的救亡之路，便是鲁迅注重“精神”与“个人”来解决现代中国危机的探索路径。
曹文静（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曾国藩对王阳明给予高度评价：“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了东亚各国，尤其是在日本形成的 “阳明热”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也正是受日本阳明学的影响，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等特别关注阳明学，并积极利用阳明学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鲁迅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也很大，当他亲身体验了混乱和黑暗的社会，便开始探索以文艺之路来立人立国，而他对封建文化猛烈的抨击以及对国民性的批判激起了许多青年的心，吸引了大批青年投入到文学创作与文艺活动中来，助推了中国现代启蒙新思想的发展。
陈友龄（绍兴文理学院文学硕士）：作为教育家，王阳明和鲁迅有着相似的教育观，王阳明讲立心立志，鲁迅讲立人立国。他们所在的时代虽然相隔四百余年，但“不要压抑孩子的天性”的教育理念却一脉相承。王阳明在《训蒙大意》里说，儿童的天性是喜欢嬉笑玩闹，不要过于拘束他们，应该让他们很舒展地成长，他们才会枝繁叶茂；让他们心情愉悦，这样进步的速度就会很快。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鲁迅在杂文《看图识字》中与王阳明有相似的表达。他认为：“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因此，要尊重孩子，不要压抑他们的天性，要按照他们的喜好制定成长计划。王阳明和鲁迅的教育思想显然跟当今的教育观念有着天然的契合，就是保护孩子的天性，让他们自由快乐成长。
该文发表在《绍兴鲁迅研究202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