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王羲之是中国历史上被冠以“书圣”的人，他的书法冠绝古今，唐太宗李世民评价说：“详查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自唐以来，历代对王羲之的书法给予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到了明代，项穆甚至说出了“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的话，直将王羲之比作了孔子，可见其于书法史影响之大。
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抛却“书圣”的光环，从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角度来解读王羲之，又会为他的不同寻常而感叹不已。王羲之的一生的重要时光在绍兴度过，他的艺术创造和人生经历已经成为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书法家的王羲之，我们对其艺术贡献早有定论，书圣的光环是历史给予王羲之的，但在他生活的时代，和周围人的关系中，他为子、为徒、为友、为政、为父、为祖，展现了别样的个性与情怀。
王羲之出生于琅琊王氏家族，王氏一族传自周代，史载以周灵王太子晋为始祖，后分为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京兆王氏三支。王氏一门，代出俊才，秦时王翦、王贲、王离俱为秦国大将，三代为秦国立下汗马功劳。王离之子王元在秦末由咸阳迁入琅琊皋虞城，成为琅琊王氏之祖。琅琊王氏一脉，名士辈出，西汉时期有出了一位王吉的名臣，王吉对儒家经典造诣极深，且身体力行。王吉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名士，学问既大，官做得也高，足见琅琊王氏对家族教养和家风培育之功。传到王羲之的祖父辈，更是出现了王祥、王览、王雄三位传人，王祥至孝，因“卧冰求鲤”传为美谈。王览、王雄也都继承了琅琊王氏的家族之风，不仅注重学养，更是修身齐家。王览六子有王裁、王基、王会、王正、王彦、王琛，其中，王正有三子：王旷、王廙、王彬，王羲之正是长子王旷的第二子，而与王旷同辈的王导是王裁之子，王敦是王基之子，他们都是王羲之的伯父。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国力大败，西北少数民族趁机入侵中原，华夏有亡灭之祸，这个时候，王羲之的父亲王旷首先向当时的琅琊王司马睿建议南渡另谋发展。后来王氏一门的王导、王敦辅佐司马睿过江建立东晋，王氏一门一时掌控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然而，王旷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在东晋之初出任淮南太守，失踪于抵御北族的战乱之中。王旷的失踪（后来的史料语焉不详，但据史家考证王旷是在战乱中被俘而降，后来死在北方）对幼年的王羲之带来了极大的阴影，史载他“幼讷于言，人未奇之
”又说他“幼常患癫，一二年辄发动”，直至他晚年吿誓辞官中说：“羲之不夭，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都可以看出幼年父亲的缺位对他的影响之深，同时，父亲的死也使王羲之对政治的残酷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在他为官之后，一直对进入政治中心抱有戒心。
伯父王导在东晋早期的政坛为核心人物，史载在司马睿登机即位之时，居然要拉着王导一起坐上龙椅，可见当时“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并非夸张。王导善于清谈，且生活朴素寡欲，史书说他“仓无储谷，衣不重帛”，王导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家族势力苦苦维系着东晋初二十年的政坛，《晋书·王导传》说他：“夷淡以约其心，体仁以流其惠”，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王导在政坛苦撑大局，并在晚年想要将主政者的位子传给能力和人望都很高的侄子王羲之，不过王羲之一再拒绝，后来殷浩邀王羲之出山为官的时候，他就曾写信说：“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王羲之虽不愿步伯父王导的后尘进入朝政中心，但是王导在文化上的作为却令王羲之非常钦佩，史传王导渡江之时，十分仓促，家资财物都未能收齐，但他却将大书法家钟繇的《宣示表》缝在衣服内带过了江，后来又将这件旷世杰作传给了侄子王羲之，王导对文化传承的做法对王羲之影响甚深，他一生钻研书法，并将期望寄托后人的做法可以说是对王导的仿效。
王羲之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初掌握军权的重臣，因受到朝中猜忌，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号，威逼宫门。这件事带给少年王羲之很大影响，一方面，王导为了打消皇帝猜疑，率领全家男丁去宫门外跪求惩处，使得少年羲之更加明白了政治的残酷，另一方面，这件事还让王羲之失去了一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周顗。周顗是东晋时期的大名士，才学能力都堪称一流，《晋书·王羲之传》中说：“年十三，尝谒周顗，顗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足见王羲之出名与周顗的慧眼识才大有关联。而在王敦逼宫，王导率众请罪的期间，周顗救了王导一家，但却不愿明言，以致王导王敦心怀怨愤，后来王敦就因故杀了周顗。全家请罪和恩师的死，让王羲之明白了，用兵是一件很凶险且包含灾祸的事情，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兵需谨慎，这也成为王羲之对后来北伐屡有谏阻的原因之一。
对于自己书法的启蒙恩师——卫夫人，王羲之一方面非常尊敬她，另一方面当他有所成就，需要更进一步发展时，他并未被自己幼年老师的成就所束缚，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越了自己的老师。
王羲之为东晋名士，又是王氏家族的一辈才俊，在政界、文界、宗教界都有着很多好友，对于这些朋友，王羲之与他们相识相交出于志趣相投，其间虽可能有政见不合，王羲之总是直言谏劝，而等到分隔两地，又真心挂念，好友先逝，他更是悲痛不已。
周抚是王羲之少年结识的好友，周抚虽是武将，但是却同羲之志趣相投，两人少年时同游山水、畅谈天下，之后周抚为将平定西南，并镇守西蜀，而王羲之历任临川太守、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虽然两人天各一方，但是互相挂念。王羲之的很多传世名帖就是写给周抚的信笺，比如《远宦帖》、《游目帖》，信中提到王羲之晚年有意去西蜀游历山川，可见两人情谊之深。
王羲之在政界的好友有数位和他相交非常，这其中谢安、殷浩、桓温都是曾经一时掌握东晋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谢安比王羲之小了17岁，又同羲之在东山同游数载，感情深厚，《世说新语》中记载，王羲之曾劝谢安应该勤于实务、少些清谈，而谢安则回答说秦代任用商鞅，两朝就亡国了，难道也是清谈的过失吗？言下之意清谈未必有错，实干也未必无过。其实，谢安虽然口头上不认同王羲之的说法，但从他后来主政尤其是同前秦淝水之战获胜来看，他还是很讲实干的政治家，这一点可能受到了王羲之的影响。殷浩、桓温在北伐复国的决策和做法上多有敌意，王羲之对他们的相互拆台和贪功冒进是多有劝谏的，但是当他们行军在外或是遭遇不测，他又表现出真切的关怀悲痛之情。
孙绰、支遁、许询等人是王羲之在会稽任上结识的文学之士和宗教友人，他们之间擅长玄谈、同乐山水，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一直保持着同道好友的关系。
王羲之一生有七子一女，均为和原配夫人郗璇所生，分别是王玄之、王凝之、王焕之、王肃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及女儿（小名爱）。王羲之是一代名士，同时也是一位慈父，他对几位子女的感情真挚且培养有方。虽然他自己是书法圣手，却不强迫子女全部从事书学而是从中挑选了最有天分的小儿子王献之加以悉心培养，终于使之成为与自己齐名的书法大师。他在十七帖中有一封信札写到：“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可以看出书圣的舐犊之爱。
然而，晚年的王羲之却连连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王操之和王献之的女儿相继夭亡，令已经身体衰败的王羲之痛彻心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延期、官奴小女,并疾不救,痛愁贯心!吾已西夕,情愿所钟,帷在此等，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夭命。惋伤之甚,未能喻心。可复如何。”足见老怀伤痛之深切，他甚至祷告上天愿意为子孙承担责罚，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王羲之生长在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与门阀士族关系密切，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走入官场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他虽幼而失怙，却得到了诸位伯父和叔叔的关照，在成年之后以秘书郎的任职起家。其后数年，他又历任了会稽王友、临川太守、安西将军府长史、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等职。
按照王羲之的人望和家族势力，他完全有可能走向东晋王朝的政治中心，成为王导的接班人，然而，王羲之却对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抱有极深的戒心，史书记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后来在朝中主政派殷浩的反复来信劝说下才勉强出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之职。就职之后，王羲之发现数次北伐用兵和历任官吏的不作为，已经将他治下的会稽百姓逼到了无法生存的境地。于是，王羲之利用自己在朝中和军中的关系，施行了减税、停役、惩贪、禁酒、赈灾等多项惠民政策，使会稽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在会稽任职期间，王羲之还给自己的政友殷浩以及后来的东晋皇帝会稽王司马昱写信，劝谏北伐，建议与民休息、暂缓用兵。应该说王羲之的这些建议都是出于为国为民的公心，而且他的文辞精彩，旁征博引，这两篇《遗殷浩书》、《与会稽王笺》堪与《兰亭集序》并列为右军三大名篇，从中不仅能看出王羲之的文采，更能看到他的远见卓识和赤胆忠心。
我们评价王羲之的一生：对长辈、师尊，他尊之、学之，而不为所囿；对朋友、上级，他亲之、敬之，而不惧直言；对儿女、孙辈，他爱之、佑之，而不强其志；对子民、权利，他念之、勤之，而不贪不恋。宋代洪迈，明代李贽都在著述中高度赞扬过王羲之在书法之外的惊世之才，今天回顾来看，“书圣”是担得起这些评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