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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古城与吴大城的比较

2012-03-13  点击:[]

戈春源

山阴古城(亦称大越、会稽,今绍兴)与吴大城(亦称姑苏城、阖闾大城,今苏州)都是建立在江南水乡的春秋末期,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两城的比较,可以窥见水乡古城特色与发展轨迹,为今后古城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一、吴大城对山阴古城的影响

山阴城的建筑是春秋时越王从吴羁役回来后,由范盠主持设计开建,在公元前490年建成。由于当时越国对吴处于臣服的地位,因而在建筑理念与风格上,多模仿吴大城(今苏州)。今将两城建城过程与异同之处作一分析。

吴城建于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是年,阖闾利用专诸刺吴王僚成功,上台执政。他吸取伍子胥“安君理民”“在于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库”的建议,命令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①]大城周围47里,开有相连水陆城门各八。东边是娄门、匠门,南边是盘门、蛇门,西边是胥门、阊门,北边是平门、齐门。各门之命名,均有所说。如南边的蛇门,在城门上制作了一条头朝北的木蛇,表示地处蛇(巳)位的越国将臣服于吴,西南角一门称盘门,因建城时刻了一条盘龙在城门之上,表示地处龙(辰)位的吴国必将镇伏蛇位的越,因而称盘门。这些城门的命名,显示了吴越争霸的事实。吴大城内设小城,是宫殿区,建有阖闾宫、东宫、西宫、南城宫(一作南越宫)、长乐宫等。其中东宫周长1里170步,西宫周长1里60步。吴城外有外郭,周长计68里60步。

关于吴大城的规模,历代记载不一,据《越绝书》记载,其“南面10里42步5尺,西面7里112步3尺,北面8里226步3尺,东面11里79步1尺”。[②]周长共计37里左右。小城“周12里”,“门三,皆有楼”。而唐陆广微《吴地记》则言,吴“大城周回45里30步,小城8里660步。”[③]大城与《吴城春秋》所说规模近似,而比《越绝书》所载为大,而小城则较《越绝书》小。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阖闾乃委计于子胥,使之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筑大城周40里,小城周10里,开八门以象八风。”[④]朱长文的记载,与上述三书均不同。南宋范成大《吴郡志》言,伍子胥筑大城,周围47里,与《吴越春秋》相同;而称小城周长10里,则承《吴郡图经续记》之说。综合上述典籍之记载,姑苏城规模,大城周长三四十里,小城约十里左右,在当时列国这中属于较大规模。

而越国都城山阴,“大城者,范盠所筑治也,今传谓之盠城。陆门三,水门三”,又言:“大城周20里72步,不筑北面。”[⑤]而山阴小城,“周2里223步,陆门四,水门一”[⑥]或言,小城周长1121步。[⑦]以勾践命名称勾践小城。小城中的宫台处,在东汉初年是仓库所在地,周长620步,宫柱长3丈5尺3寸,屋檐高丈6尺。王宫有窗户百扇。

山阴与姑苏城两相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一)都是从山区迁至平原。越国都城原在今绍兴城南的会稽山,称嶕岘大城,虽然便于防守,但毕竟交通不便,缺乏物资来源,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处。后迁至埤中和平阳。越王回越“将遵前君之竟,复于会稽之上”时,而范盠提出异议,他回答说:“昔公刘去邰而德彰于夏,亶父让地而名发于岐。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于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达霸王之业?”认为只有移都至四通八达的沿海平原才是上策。越王采取了这一重要建议。吴都原在梅里(今无锡梅村),至第十九代吴主寿梦,开始迁至今苏州西南灵岩山、穹窿山一带,这里现存南宫、城里村等地名,并经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已发现古吴都遗址。至阖闾时迁至今址。吴大城位于长江下游南岸,西南为丘陵山区与太湖,是南向浙江,北渡长江,东至大海的枢要之地。无疑,越国为都城选址时,参考了吴国都城建筑所在,而决定在四达之地建城。

(二)两城在城市设计布局上极为相似。两城都是外郭与内城配套,设相连的水陆城门,城内水道与城外相通,完全适应水乡的气候地形特点。姑苏城内水网密市,有名的水道有两条,一条从平门至蛇门,长10里75步,深广28步。另一条从阊门至娄门,计9里72步,广23步。又根据象天法地的原则,设置城门,如吴城西北门称阊门。原由是古时西北风称阊阖风;阊又有通天之竟,故而名之。而范盠对山阴小城,的设计是“一圆三方,西北立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其指导思想亦为“通天求气”,达阴阳的燮调与天地的和谐。

(三)在城内划分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姑苏城之南部划为皇宫与贵族居住区,而宫城之北作为工商区。有人考证吴都商业市场在今苏州北部白塔西路与皮市街的交界处。而城东与东郊为治炼铜铁的工业区,因干将莫邪,欧冶子等能工巧匠在此劳作,故吴东门称匠门,今讹作“相门”。而越都亦是“筑城立郭,分设里闫”。两城都根据城市的经济文化具体形态,分设区域,表明了古代城市设计的精细与科学。

两城的设计者性格相近。吴都的总设计师伍子胥(?——484),因父兄被楚平王所杀而奔吴,协助阖闾夺取政权,任相国之职。在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中,立下赫赫战功,威名远扬。范盠,亦是楚人,出生于楚国宛地,后与文种一起,投奔越国,任大夫。越为吴所败,曾随越王赴吴作人质。越王返国后,范蟸邦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卒亡吴国。范盠与伍子胥一样,长期担任军政要职。他们两人都喜欢研究天文历法、军事谋略之学,深谙八卦占风之术。因此在城池的设计中注重天时、地理的变化与军事思想的贯彻,从而规划设计了攻防兼具的都城。但由于伍子胥略为年长,筑城在前,吴都建筑对越城设计的影响自然大一些。

二、范蟸设计山阴城的创新

范盠协助勾践设计越都,不是单纯地模仿伍子胥的设计,而是因地制宜,因时变化,有所创造。首先是规模小于吴都。吴都周长四十余里,辟有八门;而越城仅辟四门,周长为吴都的二分之一。小城更是为吴小城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是根据腹地大小、居民密度与经济配置而精心设计的。吴国据有太湖流域,面向广阔的江淮平原,腹地广阔,人口较密。而越国,西南至今衢州,北至嘉兴,其中心偏在今浙东平原,幅员相对较狭。从勾践返国后急欲实行发展人口与经济的政策看,当时越国人口稀少,经济亦欠发达。因此越都的占地较吴城为小,规模在列国中与一些中小国家的国都相似。范盠的设计符合于本国的国情。

范盠的设计还充分考虑了军事上的需要。越在大城之西卧龙山顶建了一座飞翼楼,作为瞭望塔,用来观察山岳原野的起伏与道路河流的方向,一有军事动静,即能及时发现。今绍兴城内的望海亭,传说是春秋飞翼楼遣址。范盠并“起离宫于淮阳,中宿台于高平,驾台于成丘,立苑于乐野,燕台于石室,斋台于襟山。”[⑧]淮阳,即准阳宫,在会稽(今绍兴)县东南三里。中宿,《越绝书》作“中指”在会稽东七里。 燕台,《越旧经》作“宴台”在东南十里。襟山,据《越绝书》,当作“稷山”在会稽东53里。这些离宫楼台,实质也是防守的城堡。范盠还在山阴城的外围。浙江边上筑了一道城冈,派兵屯守。这里依山傍水,便于固守,因此取名“固陵”。可见,范盠设计时已考虑把越都置于军阵之中心,用来巩固国防,防止吴国入侵。

范盠的设计还体现了某些政治谋略,在筑山阴大城时,故意缺西北一角,在于表明,有吴国使者与军队前来,越国“不敢壅塞”,越完全委命于吴,永为臣藩之国。目的是不使吴国怀疑越在积极备战,而故意示弱。其实这做法,是一柄双刃之剑,一方面吴军来越国可通行无阻;但另一方面也可使越快速出兵,迅速攻击吴军。“城缺西北”的设计表明了范盠政治军事谋略的高超。

三、两城基址相对稳定原因

绍兴与苏州自建城以来,基址相对稳定,2500年变动较少。不像一些列国都城,或迁移不定或盈缩严重,或湮没毁坏。

(一)两城在地理位置与地形上有优越性。

两城都处交通要道与形胜之地,且物产丰富。秦汉时期,苏州“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⑨]南北朝时,吴地“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⑩]唐末,苏州所贡赋税为两浙总数的六分之一。宋朝,苏州农产量影响全国生活,有“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明代,苏州赋税特重,负担了全国的11%。而绍兴所处宁绍平原,“食物常足,有陂湖灌溉之利。”[11]或曰“岁多顺成,有丝怠鱼盐之饶”。顾祖禹亦说:会稽带海傍湖,良畴数千万顷,膏胰上地,“盖财赋所资也。”[12]由于两地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在经济的运行中,自然在其中心地带有聚邑筑都有要求。正如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所说,城池恒久不移,是这里“地势之不可迁”的客观形态所造成。

从建城之日起,城内外的河道互相联通,而各具网络。建筑在水上的苏州城,水道密布而有条不紊,布置合理。春秋时各有纵横相交的大渠,并有支河直通宫城。今锦帆路就是由通宫河道填塞而成。战国春申君对河道作了进一步的开挖与疏浚,形成“大内北渎,四纵三横”的水网,其架构一直延续到现代。而绍兴亦是水上名城,鉴水环其前,卧龙拥其后,“襟海带江,浮鄞达吴”,万壑争流,草木蒙笼于上,浪桨风帆而驶。山川秀美,使人应接不暇。苏州与绍兴都获得东方威尼斯斯的美称。城内众多河道解决居民饮水洗涤、交通、排水等需要。由于水流畅通,不致有内涝之患故“虽号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河道的开通与水系的严密,是安定居民的重要措施,为两城空间结构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三)重大灾难较少是两城稳定的客观原因

两城建成后,未受自然与人为的重大破坏。两城所在,地质构造较为稳固,在历史上破坏性地震较少,如以苏城为中心,以一百公里为半径的区域,有史记载以来发生地震三十余次,全部在六级以下,达五级的极少。绍兴古代有史以来记载的地震仅数次。由于雨量充沛,少风沙旱灾,加之河道四通,泄洪能力强,自春秋后,很少形成重大水患。

两城由于偏离全国性的政权中心,因而所受战争灾难较少。春秋至战国初的吴越之战,均在郊外。公元前496年阖闾乘允常死,与越战于檇李(今属嘉兴境);公元前494年夫差报父仇击败勾践于夫椒,夫椒在今太湖包山。前482年,勾践率5万人征吴,在吴郊姑熊夷与姑苏台激战,俘吴太子友及其大舟。楚灭越,几乎是顺势而下。秦将军王翦定江南,迫使越君投降,在这里设会稽郡。秦末,高祖五年(前202年),汉灌婴破吴县长,随得吴地。东汉末群雄纷起,孙策与吴郡太守许贡战于由拳(今嘉兴南),大败许贡,即得吴郡。西晋灭吴,一举而下。东晋苏峻与梁朝侯景两乱,吴郡守将或逃或降,近乎无战。隋文帝在开皇九年(589),隋总管宇文述攻吴,陈吴州守将王褒恐惧,“衣道士服,弃城走。”[13]隋末农民起义中,刘元进占据吴郡,隋派王世充击败元进军于郊区横山,逐克苏州。接着军阀李子通占领苏州,唐杜伏威遣军攻子通,子通随即降唐。五代、苏州长期为吴越国钱氏所占。宋初,吴越国钱椒纳土献国,苏州随之归宋,改称平江。南宋德祜二年(1276年)元统帅伯颜率大军进攻吴地“宋平江都统王邦杰以城降。”[14]元末,平江(苏州)为张士诚割据,改称隆平府。至正二十七年(1368)朱元璋遣部将徐达、常遇春攻平江,士诚部下唐杰等纷纷投降,兵众散走,士诚被俘。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大举南下,明朝苏州守将杨文骢逃逸而去,苏人持羊酒迎候。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李秀部进军苏州,城内清兵“广勇”开门迎纳。1863年,清兵反攻,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杀苏城主将谭绍光“夜开齐门降”。[15]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清江苏巡抚程德金响应,揭去衙署上的几片瓦,作为“革命新生”之象征,故兵不血刃而苏省独立。综观苏州建城以来,在三十余次较大的战乱与事变中,仅有几次有破坏性,一次是南朝梁太宝元年(550年)梁文成侯萧宁起兵击败侯景军,占领吴郡,候景派侯子荣击杀萧宁,重占郡城,纵兵大掠。另一次是唐上元元年,刘展叛乱,命部将张景超击走唐守将占领苏州,在兵荒马乱中,城内缺粮,米价猛涨,甚至产生人相食的惨相。再一次是金兵南占杭州后北撤,占领苏州,掠夺府库积聚及子女金帛,焚烧房屋几尽。但这几次城池基址并未遭破坏,没有根本性废圮。

苏州为长江、太湖、东海、钱江所围绕,如天然的屏障。城郊河道纵横,便于设关立卡(如铁铃关、浒关等),加上西南群山绵延,可作亭障堡坞,故战火不易引至城内。加上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水利设施的完善,苏州城除隋朝短时期内迁至几公里之外的新郭外,一直屹然不动。

绍兴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发展,与苏州在相似之处。秦始皇进军关东,使王翦“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16]一路风顺,未遇大的阻挡。在推翻暴秦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垓下一战,大败项羽,“遂略定楚地”,[17]使作为东楚的会稽为汉所有。东汉末年,郡雄纷起,孙策“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18]孙策进军江南“诸郡守捐城郭奔走”。隋末,奉唐为主的杜伏威,讨李子通于杭州,破汪华于歙州,“尽有江南淮南地。”[19]唐末,董昌据越州(今绍兴)叛乱,唐浙江招讨使钱镠遣顾全武征讨,董昌从越州子城出降。“全武执昌回,及西江斩之”。[20]宋时金人南下,知越州李邺“遣人赍书降敌,引兵入城。”[21]德祐年间,随宋主的降元,绍兴城为元所有。元末,绍兴为张士诚所占。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朱元璋军攻击张士诚所据的杭州,张部潘元明以杭州降朱,“旁郡悉下”,[22]绍兴自然归明。直至清朝,绍兴似未经严重破坏。

四、古城的开发利用

绍兴与苏州古城,基址稳定,水系发达,留下的文物众多,是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应该进一步继承与开发。

首先,要加强“水上名城”意识。两城都是依运河而兴起,由于依托京杭大运河与越东运河的流动,使苏州绍兴与北京、杭州等相连,成为经济繁荣与文化深厚的城市。水孕育了两城的生命与美丽的风光。因此,要树立“水”的意识,明确保护古老水城的重要意义,提高城市保护的自觉性。

其次,要精心保护文化遣迹。两城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各种文物建筑、名胜遣址,如园林、台殿、名人故居、寺祠、桥梁、城墙残垣等各种历史遗存。但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历经劫难,有些已经损坏、毁弃、残破。我以为应根据情具体况进行处理。对于至今仍保持古貌的文物,可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加以精心维修,力求保持原有风格,以体现历史的完整性、真实性,充分闪耀价值的光辉。另一类是已经损坏或严重损坏的建筑,有条件的可作恢复性的保护,但其内涵与式样,必须经过严密考证。尽量符合或接近于原貌,严防出现新的假古董。实在无法恢复的文物古迹可按残貌如实保存,展示历史某些内容。至于一些无迹可寻,而基址可考者,可著文立碑,或建一些标志性建筑,发思古之幽情。要在城市的保护中,展现中华民族创造力与伏秀品格。

再次,要发扬两城的精神遣产。两城中有些文物是历史见证,一些军事工程、名人故居、纪念性祠庙显示了民族独立的不易与勇敢精神,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形的实物,进行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一些桥梁、驿亭、堰闸、房屋、城楼等建筑,设计科学,富于艺术性,雕绘精致,如凝固的诗词,要作认真的总结,一步促进建筑技艺的发展。

最后,是适度开发旅游与水上娱乐活动。众多文物古迹与水上旖旎的风光,为扩展旅游创造了条件。应把这些景点串连起来,设计符合实际的有效益的线路,组成科学的旅游网络。同时改善旅游设施,提高族游产品的质量,使旅客获得旅游文化的享受。同时,可以在较为宽阔与平直的水道上,开展水上娱乐体育活动。与旅游紧密结合,开展龙舟竞渡与赛艇比赛,并恢复“划灯船”、“拳船”、“社戏”、“水戏”等娱乐项目,进一步丰富人们水上娱乐生活

苏州与绍兴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何保护与利用古城是一个现实的课题。今提供以上一孔之见,只能作为引玉之砖,请不吝指教。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①]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②]袁康、吴平《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③]陆广微《吴地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⑤]《越绝书》,第58页。

[⑥]《越绝书》,第58页。

[⑦]《吴越春秋》,第107页。

[⑧]《吴越春秋》,第108页。

[⑨]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7页。

[⑩]沈约《宋书》卷54《付设》,转到引自《江苏史纲》,江苏古藉出版社1943年版,第336页。

[11]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4页。

[12]顾祖禹《读书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06页。

[13]吴昌绶《吴郡通典》,《苏州史志》2005年刊,第34页。

[14]见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1页。

[15]《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51页

[16]《史记》,第234页。

[17]《史记》,第379页。

[18]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04页。

[19]陈寿《三国志》,第1104页。

[20]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0页。

[21]毕沅《续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4页。

[2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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