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蓉，晚号定甫，别号离垢居士。先世本姓钱，原籍浙江长兴，自祖父辈值明季乱离，流徙江西铅山，为蒋姓嗣子，始改姓蒋。蒋士铨自幼家境贫寒，父亲精刑名之学，长年奔走在外，从小跟随母亲寄居于外祖父家，母亲教他认字，授以四子书《礼记》、《周易》、《毛诗》及唐宋人诗，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二十二岁为诸生，二十三岁举于乡，十年后得中进士。尽管蒋士铨殿试二甲十二名，朝考钦取第一名，但实授的是庶吉士，三年后为编修，以后虽一度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他声誉日起，名公卿争以相识，却多年居官不迁。乾隆二十九年（1761）深受乾隆器重的江西同乡、时任工部侍郎的裘曰修举荐他“入景山为内伶填词，或可受上知”，[①]而蒋士铨却“意不屑屑”，不原为显宦效劳，违背自己从地方官做起，实现兼济天下的宏原，于是一气之下，愤而辞职，治舟南下，侨寓南京。然而南京也终非久留之地，家乡又无田地可资生产，恰在此时，浙江巡抚熊应鹏致书延请他主讲绍兴蕺山书院。绍兴是明清时期浙东文化中心，王阳明、刘宗周和浙东史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皆活动于浙东。蒋士铨欣然同意，遂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夏应邀前往，翌年，举家侨居绍兴蕺山天镜楼，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担任扬州安定书院山长为止，中间曾到杭州崇文书院讲学两个月，曾返江西铅山祭扫祖墓，前后担任蕺山书院山长达六年时间。他悉心教授生徒，奖掖寒俊，为绍兴府培养了一批才学之士。在致力于山长份内事外，他还一再致书宁绍台道建议重修绍兴三江应宿闸和萧山富家池石堤，广交绍兴贤达，公馀，游览绍兴人文胜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积累了戏曲素材，为其后来的戏曲《桂林霜》、《冬青树》的创作作了准备。蒋士铨在绍兴期间，迎来了母亲在任上，儿孙罗列膝前，居住在风光秀丽的书院“天镜楼”中，面对如画的山川，和当地名士与生徒的交往，是其一生中感到最愉快最自在的时候，他曾在《还蕺山作》诗中写道：“鉴湖倘许赐臣老，杭州虽好吾能抛。”
蕺山，位于绍兴府城东北部，“山产蕺，越王句践从赏粪恶之后，遂病口臭，归国后尝采食之，故得名。晋王羲之曾于此卜宅，后捨宅为戒珠寺，故又名王家山、戒珠山。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戒珠寺宇泰阁为‘士子肄业之地，常千余人’”[②]乾道间（1165—1173）韩琦六世孙韩度隐居讲学于此，名相韩旧塾。明末，刘宗周在此讲学，名蕺里书院。后为优人所居，供唐明皇像于其中，号老郎庙。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府俞卿捐俸赎回重修，改名蕺山书院，置学田，延良师，持续近两百年左右。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全祖望曾应绍兴府太守杜甲之邀出任蕺山书院山长。乾隆三十一年六月蒋士铨至绍兴主讲蕺山书院，其《蕺山书院》诗写道：“採蕺人何在？当年内史家？桥存题扇迹，池剩浴鹅洼。万井当楼见，群山抱郭遮。地从人境别，心到上方遐。讲席依峰拓，名贤接重夸。……敢立名山业？先攻美玉瑕。修途相砥励，疑义共爬梳。伪体搴群帜，游谈绝众哗。……育贤吾道长，养士国恩奢。仆病归无用，人才信有涯。愿书忠孝字，朝夕语侯芭。”表示要全力教授生徒，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其《揭蕺山讲堂壁》云：“竭忠尽孝谓之人，治国经邦谓之学，安危定变谓之才，经天纬地谓之文，海函地负谓之量，岳峙渊渟谓之器，光风霁月谓之度，先觉四照谓之识，万物一体谓之仁，急难赴义谓之勇，遗荣远利谓之廉，镜空水止谓之静，槁木死灰谓之定，美意良法谓之功，媲圣追贤谓之名，安于习俗谓之无志，溺于富贵谓之无耻。”可见其非常重视对生徒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学业的教育：上面提到的“人”、“仁”、“通”、“廉”可视为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而“量”、“器”、“度”、 “静”、“定”、“功”、“名”则可视为修养方面的要求；同时也十分重视生徒的学业。“学”、“才”、“文”、“识”方面的要求。蒋士铨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儒家忠孝节义是其立身之本；儒家宣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是蒋士铨的行为楷模。他非常强调“君子所恃立身以立国与民命者，只此浩然正气耳”的人生目标，为此把它作为教育生徒的目标、方针，张贴于蕺山讲堂墙壁，让人明晓。他于乾隆三十年（1768）春应浙江巡抚熊应鹏之邀，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期间写的《杭州崇文书院训士七则》，针对当时“师既无道学相关之心，弟各负揣摩自熟之见”等“教与学之陋习”，提出“立志”、“洗心”、“道学之辨”、“择交之法”、“毋存菲薄万物之见”、“当存万物一体之心，”这不仅仅是对崇文书院师生的要求，更是对绍兴蕺山书院师生的要求，因为“训士七则”是其在蕺山书院任职一年半以后，赴崇文书院讲学时提出的，其中“教与学之陋习”和“立志”、“洗心”等主张，其实是其在蕺山书院山长任上的教育实践的总结和概括。他始终坚持将“立志”、“洗心”、“奋志纯修”放在首位，否则“若不知为学之本，专工文字，是自等于匠艺之贱，不过求其技术之可绐人而获利也。”反对单纯地研习文化知识。他主持蕺山书院一年半时间的效果，在《覆山左李大中丞清时书》一文中有清晰的反映。李中丞，即李清时，福建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从孙，乾隆三十二年七月迁山东巡抚。蒋士铨与李清时兄李清芳友善，故李清时盛情邀聘其往山东。“忽奉大人先生之名，遂兴泰山北斗之怀。岂厌故而喜新，实久静而思动。况执经开府，可长楫于君侯；而侍坐春风得取材于长者。”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赴山东，“爰草札以辞两浙中丞，遂束书而别山阴弟子，不料哄堂鼓噪，长跪两阶，伏地号眺，同声一哭。谓先生若去，誓以死争；倘来使强邀，便同仇敌。……某虽存不忍之心，已决必行之志。我则佯为许可，彼乃窥见本怀，群奔两邑之庭，双挽二侯之驾，曰：‘郡无太守，公须一行；人夺经师，我宁两立？’县令乃飞舆莅止，广文亦驰马来临。跪拜一堂，但增踧踖，唏嘘满耳，只益徬徨。”蕺山书院学生如此动情挽留，府县地方官员出面恳请，充分说明了蒋士铨在蕺山书院山长任上的工作成效深入人心。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蒋士铨至杭州欲转道山东，不料李清时病重，于是应浙江巡抚熊应鹏邀请，主讲杭州崇文书院两个月，后仍回绍兴主讲蕺山书院。
蒋士铨对书院的教学与管理要求严格，讲究原则，对生徒却平易近人，谆谆教导，和蔼可亲，师生之间情谊深厚。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下旬暂离绍兴回南京接老母写的《蕺山别诸生》：“结束归装五两轻，暂抛楼外越山横，平分小别关河意，一种斯文骨肉情。终岁勤劳归雪案，寒宵攻苦仗灯檠。依依定有相思梦，还逐江潮早暮生。”抒发了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学生钟锡圭，字介伯，山阴县蕺山人，曾至天镜楼蒋士铨家，“君携脡脯来，请业能黾勉”，并被蒋士铨“延为孺子师，三雏羽毛短”。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蒋士铨将赴山东应聘，“我欲挟君去，汗漫历东兖”，“我子君弟子，对泣废餐饭”[③]双方建立了深厚感情。钟锡圭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著有《西樵集》。学生余霖，余姚人，“谒我蕺山麓。涕出悲不任，谓公具手笔，乞为《雷门吟》。亡兄名余震，雷门乃其字。”“我为一一书，教义可云止。”《雷门吟》[④]乃应余姚秀才余霖之请而作。沈荣锴，字皆金，号宝庵，萧山诸生，著乐府古诗《应弦集》，蒋士铨为之作《沈生拟古乐府序》，又为之赋《沈皆金秀才荣锴洞庭烟水图》、《鄂清风波图再为皆金作》七律诗。李尧栋（1753-1821）字东采，世居上虞，后迁山阴赵墅。少喜读书，擅诗，为文敏捷。乾隆三十三年（1768）蒋士铨作《李二郎尧栋诗》称扬其“背诵六经如泻水，下笔春蚕食桑纸。骅骝之驹走千里，无人不道佳公子。学使心折冠一军，叹息儿子徒纷纷。……紫禁谁呼小太白？明年身惹御炉香”予以勉励。果然，李尧栋于三十五年中举，三十七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永乐大典》纂修，典试官，累官至江苏，云南、福建、湖南巡抚，云贵总督。为政识大体，以便民为本。创修《四川通志》，著有《写十四经堂诗集》《乐府词》《奏疏》等。宗圣垣（1753-1815）字芥帆，又字介马风，会稽人。少年时曾师从刘文蔚、蒋士铨，以诗画等交游。乾隆三十二年（1767），宗圣垣才十五岁，蒋士铨作《两闲人图为宗介帆童二树作》称其“静者有宗生，能闲思故清。两人方落落，万物苦营营。”又作《书宗芥帆诗本后》称扬其“才如溟渤阔，情与沧江深。遣意珠房贯行蚁，使笔春气来空林。……海内休悲宝意在，替人继起君其任。”认为宗芥帆是第二个商盘。三十三年，又作《宗芥帆红袖乌丝小照》，称其画“滴粉搓酥费揣摩，金钗相亚画屏俱。人生富贵寻常事，难得鬑鬑未有须。”还有《百字令·宗芥帆秀才听雨图》、《贺新凉·宗芥帆惜花起早图》、《贺新郎·咏美人题红图为宗芥帆作》等词。宗圣垣果然不负众望，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历官雷州知府，著有《九曲山房诗钞》。
蒋士铨六载于越，除悉心教授生徒，奖拔寒俊外，还致力于山长的份外事。“越郡为泽国，城中河流纵横，界画若棋局，其阔处可并三艇，狭仅容舠。自昌安门入，由斜桥至小江桥数十武，为城河孔道，两岸列市肆，货船填集，载者、卸者鳞鳞然，而行舟来往如激箭，每壅阻竟日不能通。究其弊，则白蓬空船，叠泊不散，以致阗塞。”[⑤]针对越中河流壅阻的状况，蒋士铨视自已也是越城居民，主动向绍兴太守张椿山上书，建议“饬一诚实小官，查丈附近河身，有稍宽者，押令空船分泊各岸，不得聚此一处，严禁叠泊，仍不时往查，犯者杖船侩总甲及船户。又立禁碑，大书深刻，嵌立小江桥下，永垂严厉。”表现了他已融入越城居民之中，切实关心民众的生活。
乾隆三十五年元旦，蒋士铨陪同绍兴太守张椿山前往杭州，途径萧山富家池海防，亲见富家池土堤千百丈，由于“海水侵蚀，沙岸偪堤只数里，风潮披猖，一堤如短垣，苟啮而踰之，越州数邑殆矣。”灯下与太守谈论，“若能建石堤三十里，则数邑田庐，万年安奠。然计帑十万，恐大宪难于入告，某慨然久之。”[⑥]第二天抵达院署，蒋士铨摆事实，讲道理，建议宁绍台道潘兰谷观察筹画决定，“与为请恤于他时，曷若预防于今日。”蒋士铨据老人言：绍兴“三江应宿闸石脚松动，坼罅如裂缯，虽两板层蔽，而奔澜激箭，透漏曳喷缕缕焉，及此不重加修建，他日之祸烈矣！”并数次向绍兴太守，宁绍台道上书，建议立即筹画修复。并一再申明：“某局外迂生，何关痌痒，猥以食越人之粟已五年矣，则视越人如一家焉。”拳拳之心，感人至深。《清代七百名人传·蒋士铨》也载曰：“乞体后，主绍兴蕺山书院，时越中富家池，三江闸，日久湮废，士铨力请大府，借帑营治曰：‘事虽非山长责，然食越粟，则视越人如一家也。”充分表现了蒋士铨关心民瘼，与民休戚相关的思想品格。
蒋士铨还热心参予绍兴地方的文化建设，以期彰扬传统的文化道德。余姚龙泉山王文成祠中，旧祀其父尚书公德辉先生于旁舍，不合礼制。乾隆三十二年经朝廷批准，迁尚书公主于文武享堂后宫，都人推荐蒋士铨作《移祀进封新建伯南京吏部尚书王公记》。蒋士铨推崇忠义，一生中服膺刘宗周、倪元璐，他曾说：“明末绍兴具宰相才者二人：一刘公念台，一倪公鸿室。”[⑦]乾隆三十二年，好友刘文蔚出其收藏的先祖刘宗周遗像，蒋士铨欣而作《刘念台先生像赞》：称其“历官十阶，八去其位，君子之仕也，故难进而易退。……进则建言，退则讲学，公自完其人。”[⑧]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好友平圣台出示其收藏的倪元璐古文手稿，交给蒋士铨说：“此吾乡先生倪文贞公古文，公玄孙安士秀才之藏本也。弗梓，将散亡。”为此，蒋士铨“集同志醵钱若干缗”，亲自过问，安排，“缮写定本，编定次序，择日开雕。”蒋士铨亲自为其文集作序，作跋并作传，称扬“公之文章，即公之德业也；公之气节，即公之功名也。”“是皆学道有得之人，故能明道、载道、达道，以殉于道也”[⑨]乾隆三十三年（1768）朱赓裔孙朱秉直出示其收藏的张岱《三不朽图》镂板，请蒋士铨作序，他欣然允诺，于序中称扬“越中山水清雄奇秀，代多贤杰，即胜国三百年中，禀扶舆清淑之气，赫然辉映丹青者，已若此之盛，其有裨于后学也，岂浅鲜哉”[⑩]同年，又为其先祖朱文懿遗像作《朱文懿公遗像赞》公正评价朱赓“览彼花石纲，讲官声琅琅。诛彼皦生光，相公言煌煌。保骨肉，正国体……谏行言听，所全实多”的历史功绩。为绍兴后学研究、学习乡邦文献保存了珍贵的资料。
蒋士铨在《天镜楼销夏杂诗》中写道：“优游鉴湖长（任处泉太守），刻苦石帆翁（刘豹明经）。出处人皆老，悲愉境不同。西园萤照字，快园酒临凤。与我成三友，宁论达与穷？”这里提到的任处泉（1693—1768）名应烈，字处泉，山阴人，家居杭州钱塘县。雍正七年（1729）举人，明年成进士，改庶常，授编修，乾隆四年（1739）以忧归里，服阙后任南阳太守，后买山阴陆游快阁遗迹建宅，以诗酒自娱终老。蒋士铨《行年录》云：“是年（指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蕺山，得交任处泉应烈前辈，诗人刘豹君明经，山川如画，诗酒周旋，甚乐也。”蒋士铨曾作《快阁十赞为任处泉太守作》，赞曰：“山谷创之，放翁效之，处泉广之。其阁不同，其快相同。呼我山谷，呼我放翁，则吾岂敢？盖处泉之宫。”任处泉卒时，蒋士铨正在南京，回绍后，即赋《挽任处泉（应烈）前辈》前往吊赙，诗云：“得交前辈缘非浅，但见狂奴意辄欢。”说明他俩相交甚是相得。“青冥忽报神仙死，万壑千岩黯对愁。”对其去世甚表悲痛。他与任应烈交游时间不长，而与刘豹君来往则较久。刘文蔚（1718—1780）：字豹君，号柟亭，山阴县城水澄巷人。青年时期与里中商盘、周长发等结“十子吟社”。未几，商、周得第出仕，而文蔚久困科举，后以优行升入太学。蒋士铨来绍任蕺山书院山长，刘文蔚主动与之结交；蒋士铨罹足病，刘文蔚亲自送上家藏的特制膏药，“惠我元璧膏，裂帛为摊溶。蒸如温泉沃，暖若松炉烘。”[11]蒋士铨长子知廉拜刘文蔚为师，刘文蔚与蒋士铨月馀未见面，即致梦想念[12]。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蒋士铨拟赴山东之聘，离绍之日，刘文蔚将珍藏的明末倪元璐所绘竹石画卷，刘宗周手书诗册等前贤墨迹四种赠送，蒋士铨特作《豹君以前贤墨迹四种赠行，谨受念台公手书诗册，倪文正画石卷子，即用册内题圆觉经诗韵奉谢》[13]。刘文蔚在指导知廉写诗过程中，对知廉习诗夸奖，蒋士铨对知廉要求严格，认为“豹君称许知廉诗太过”，为此，“以诗咎之”；刘文蔚告诫知廉，学诗要熟读经义，蒋士铨认为：“记涌汝何有，万卷同过客。手无朱丝绳，空说散钱集。”[14]说明了朋友之间相交非常真诚，真正达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乾隆三十二年（1767）刘文蔚营寿藏于山阴之小亭山侧杨家溇，属好友蒋士铨为之作生圹铭。他在《越州七子诗序》中称扬“豹君明经，为此邦老宿，与予投分，订忘年交，性情文字，相饷无虚日，因得罄读其诗，而叹浙东唐宋闻人风骚遗绪为不坠。”又在《越州七诗人小传》为其作传，称其“慷慨慈谅，与人交有终始，周急排难，至典裘鬻书，不少悔。平生教授里门，又曾主讲睢阳书院，南北知名之士出门下者，科第相继起，君独以明经老，称诗于鑑湖、兰渚间，海曲知君名者交惜之，而君洎自如也。”
平圣台，字瑶海，号确斋，山阴人。蒋士铨作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秋的《送平确斋前辈游嶺南》诗中有“结友二十年，岁月嗟荏苒”之句，可见蒋士铨与平圣台于乾隆十七年在京会试时已经相识。平圣台于十九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改知县，累官知广州同知，乾隆三十三年丁忧回山阴，两人一见如故，遂频繁往来，“寻诗橹停戛，读礼门豁扂。宾来颐辄解，论出首俱颌。”三十五年服阙，仍返广东任，蒋士铨作长诗为之送行。又作《贺新凉·次韵题平确斋桐阴引凤图》词二首。三十六年春，平圣台将自己收藏的倪文贞古文手稿交于好友士铨，蒋集“同志醵钱若于缗”，亲自安排缮写定本。
童二树（1721-1782）名钰，字璞岩，二如，号二树，山阴人。年轻时潜心诗文绘画，与刘文蔚、刘鸣玉、陈芝图等结社。后客河南巡抚阿思哈幕聘修一省三十六州县志。善画兰、竹、水、石，尤工梅。乾隆三十二年（1767）冬，秀才宗芥帆将自藏童二树画梅图赠给蒋士铨，其后童钰族人童墨林又携二树梅画相访，蒋士铨高兴地写了《童二树（钰）画梅诗》，表示“我不识君见君画，每对梅花身下拜。”又作《百字令·童二树借庵诗意图》、《齐天乐·又题二树讨春小照》词，对童二树绘画艺术由衷赞美。
蒋士铨主讲蕺山书院之馀，遍游了绍兴的名胜古迹，如禹陵、卧龙山越望亭、飞来山应天塔、鑑湖之若耶溪、樵风泾、寓山，还与家人一起游览了吼山、兰亭，写有许多首记游写景诗作，如赞颂大禹的《禹庙》诗：
山河不改一碑存，尚有神雅（鸦）集庙门。万水朝宗才力大，五州陈列帝王尊。桑田已见沉江海，娰姓依然认子孙。赢得游人看窆石，年年风雨长苔痕。
此外，还有《吼山游记》、《游兰亭》、《游柯山寓园》、《禹陵》、《吼山》、《赤堇山》、《梅梁化龙歌》、《宛委山金简玉书歌》等，也有即景生情，感兴述怀的《去越州》五首（其一）：
此诗写于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七。蒋士铨主讲蕺山书院已有一年半，深得师生信任。然而蒋士铨接到山东巡抚李清时之聘，盛情难却，不得不离绍前往。书院师生与绍兴府县当道也竭力挽留，为此出现了诗中所写的离别场景。又如《楼外》诗：
楼外群山皆不去，爱与诗翁朝夕聚。有时掩面云雾中，任我低迷无觅处。睡醒岚翠偎枕函，新绿入窗沾我衫。终年相对益缱绻，半日不见如饥馋。屋庐疏密树深浅，城廓周遭田近远。风光四序楼五楹，母子六人书万卷。酒杯一桁排阑干，全家小饮浮云端。风吹笑语落街市，下界仰瞩玄都壇。戒珠寺后万竹竿，绕我楼半翔青鸾。诗翁老丑怕人见，却被山灵细细看。
此七古诗写于乾隆三十三年之秋，时居绍兴蕺山书院天镜楼中，诗人展眼楼外，青山绿树环绕，一家六口，母亲钟令嘉迎来任上，儿孙罗列膝前，生活充实，精神快乐。他们全家一起游览兰亭、吼山，学生王生还为其与夫人张氏写夫妇小像；母亲钟氏曾作《越州》诗：“保邦凭智术，存国仗阴谋，吴越同归尽，胥蠡定孰优？川岩名郡列淳朴古风流。可惜田畴少，都人贵远游。”对绍兴府的地理风俗皆有独到见解。这是蒋士铨一生中自感最愉快最惬意的生活时期。此外还写有《还蕺山作》、《天镜楼家宴》、《天镜楼销夏杂诗》、《三山叹》、《悼双槐树》等。
蒋士铨对绘画有特殊的爱好和相当的艺术鉴赏力，在绍兴六载期间，写过不少题画的诗和词。如《鑑湖笛会图》、《书倪文正竹石画卷后》、《童二树（钰）画梅诗》、《自题黻珮偕老图有序》、《两闲人图为宗介帆、童二树作》和《贺新凉·会稽令舒淡斋小照》、《留客住·商次纴夜雨怀人图》等，其中不乏佳构。如为王元勋所绘的《画和合》诗云：
王元勋，字湘州，世居山阴，善画。俞蛟《梦厂杂著》卷七评其人物画曰：“身长径寸，面大如豆，眉目井井，神情毕肖；而佈景设色，直追元人。”蒋诗揭示了王元勋和合二仙之画呼之欲活的独特技巧。
蒋士铨在绍兴期间，还写了不少文章，如为好友，刘文蔚等写的《越州七子诗序》、《越州七诗人小传》，为前辈诗人商盘写的《越风序》、《宝意先生传》，为先贤倪元璐作的《倪文贞公全集序》、《倪文贞公传》、《锲倪文贞公全集跋》和山阴州山吴爚文作的《朴庭先生传》、为吴璜写的《入祀昭忠祠鑑南吴公传》、为女诗人胡慎仪写的《石兰诗传》等，此外，还有《刘念台先生像赞》、《朱文懿公像赞》、《后游兰亭图跋》、《揭蕺山讲堂壁》、《祷绍兴府城隍祈雨文》等。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一样，反对诗文创作“近时多诗人，大半杜荀鸭。可怜服败絮，外借锦衣幂”的[15]蹈袭，主张“洒然脱依傍”有所创新。其写景记游之诗，纵笔挥洒，逸兴遄飞，咏怀唱和之诗即景生情，境界开阔，气势恢宏，其词骨格清奇，缠绵婉曲。古文亦卓然成家，有传记、序跋、杂记、书札等。其传记所写人物或为前辈或为同辈，大多为亲朋故交，真切详尽，形式多样。如为刘文蔚等所写的《越州七诗人小传》系为合传，为女诗人胡慎仪所作的《石兰诗传》则是诗人行谊的诗传，行文之详略，记叙之繁简，因人因事而异，皆不乏形象和生动细节的描写。其序跋，主要是诗序和书画跋两类：如《柳村遗草序》既记叙其诗歌的卓尔不群，又悯其一生遭际坎坷，可视为何在田、刘大申两人的传记。《后游兰亭图跋》描写作者与刘豹君、刘达夫等十一人游兰亭的情景，图中人物各有不同的状貌、服饰、姿态，宛然在目，堪称神来之笔。其书札，大多为热心公益，不以“越位言事”为嫌，多次向当道进言之作。他在《再贻观察书》中说：“某局外迂生，何关痌痒，猥以食越人之粟已五年矣，则视越人如一家焉。”因而为萧山富家池海防，三江应宿闸之事言于浙抚，而且两次致书宁绍台道潘兰谷观察，力陈建堤修闸的利弊。绍兴城河中舟船阻塞，“失时废事，民间病之”，为此他致书绍兴太守张椿山，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作者这类书札，多是从事实出发，剖析利害，直陈得失，说理周密，辞气委婉，颇具说服力。
蒋士铨不仅是诗人，也是戏曲家。他十分重视从实地调查和乡邦文献中获取题材，《桂林霜》传奇创作的契机就是得益于乾隆三十六年，他由绍兴去杭州途中，经过西兴古驿，“驿有丞，狭隘迫蹴，蹩随马牛走。官斯者猥俗自厌，过客不顾焉。”[16]蒋与驿丞攀谈，得知驿丞即马雄镇之子马宏埙。马言曰：‘某久困一衿，鳏居二十年，家壁之，乞升斗微禄养子女耳，岂得已耶？“蒋士铨听后，大为感叹：“于戏，忠义之门，顾亦官此耶！”，“予闻而悲之”，乃作《桂林霜二十四出》。剧作叙写康熙初年吴三桂据云南谋叛时，广西将军孙延龄和吴三桂勾结，举兵逼迫巡抚马雄镇投降。马雄镇不屈，孙将马雄镇全家逮捕系狱达四年之久，后来吴三桂杀死了孙延龄，又劝马雄镇投降。马雄镇贤贞不屈，大骂吴三桂而死，其家属仆婢等二十多人皆殉难。剧作宣扬了马雄镇“半载空衙，四年土屋，冻骨饿殍纵横阶戺间；虎伥雉媒，蜮沙鱼餌，日除左右而屹然不动。呜呼，可谓极其难者矣”的忠义精神，同时也为忠义邪恶颠倒的社会现实愤慨不平：“苦做忠良何所利，君不见走正派的人儿吃尽亏。”“叹文毅孙儿官职蹇，只愁他哭倒西兴破驿前。”[17]这是一部悲壮使人感愤的爱国主义剧作。
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长达三十八出的《冬青树》传奇，主要描写文天祥与谢枋得抗击元军、宁死不屈的爱国故事。剧名《冬青树》，显然袭用了南宋末年临安都城沦陷后，元僧杨琏真珈发掘宋帝后陵寝，掠夺宝物，弃骸骨于草莽，山阴县义士唐珏痛愤之，乃集里中少年，收诸陵骨葬于兰亭天章寺之旁，并植冬青树以为标记。嘉泰《会稽志》、元代陶宗仪《辍耕录》皆有记载，越人皆能详述。蒋士铨将其在蕺山书院任上熟悉之事插入文元祥、谢枋得以身殉国的壮烈故事之中，专门谱写了《发陵》《收骨》《私葬》《梦报》四出，使《冬青树》传奇成为《藏园九种曲》中优秀之作。蒋士铨创作的戏曲戏剧性强，重视描写人物内心活动刻划人物性格，曲词本色而又华丽，曲白通俗流畅，大多为场上之曲。
[①]蒋士铨自撰《清蓉居士行年录》,《忠雅堂集校笺》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③]《将赴山左李中丞之招留别钟介伯锡圭秀才》，《忠雅堂诗集》卷十七。
[⑤]《移绍兴太守张椿山书》，《忠雅堂文集》卷七。
[⑥]《与宁绍台道潘兰谷观察书》，《忠雅堂文集》卷八。
[⑩]《前明越州先贤三不朽图像赞序》，《忠雅堂文集》卷二。
[11]《病足谢豹君馈膏药》，《忠雅堂诗集》卷十五。
[12]《豹君不相晤者月馀，念我致形夜梦，明晨入山欢然道故作此谢》，《忠雅堂诗集》卷十六。
[14]《豹君戒知廉苦吟当勤经义再寄叠前韵》，《忠雅堂诗集》卷十九。
[15]《久不见刘豹君寄怀两首叠前韵》，《忠雅堂诗集》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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