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城市的发展

徐吉军

南宋时期，是绍兴城市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绍兴的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等，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对日后绍兴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宋室短期定都绍兴

南宋初年，金兵大规模南下，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十月，从杭州渡钱塘江来到了越州，驻跸在州廨。但由于金兵尾随而来，宋高宗于当年十二月从海上坐船去温州，次年四月(1130)才因金兵北撤再度返回越州，诏令以其地为行都。以州治为行宫。越州作为南宋的临时都城（时称“行都”或“行在所”），为时一年零八个月之久。虽然只有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却是绍兴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整个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这里一下子成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所在，成为当时海内外的关注中心。数以万计的官吏、将士和成千上万北方移民的涌入，使这个小小的城市立即变得熙熙攘攘，热闹起来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②]

次年，宋高宗改年号为绍兴（是年即为绍兴元年，1131），以示“绍继中兴”。同时，为了纪念他的最艰难危险的日子在越州站稳了脚跟，又让越州“升州为府，冠以纪元”。从此，越州改为绍兴府，绍兴作为这个城市的名称就开始了。此后，尽管朝廷于绍兴二年初离开绍兴迁都到杭州，但在南宋统治者的眼中，一直是把绍兴当作陪都来看待的，其地位明显要高出其他各府。绍兴六年（1136），朝廷规定首都临安以外的全国大邑四十处，绍兴就名列其首。

但绍兴在南宋初年并不是“可都”之地。中书舍人洪拟曰:“舍四通八达之郡，而趋偏方下邑。道里僻远，非所以示恢复；形势卑陋，不足以坚守御；水道壅隔，非漕挽之便。”[③]有鉴于此，高宗赵构于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戊戌“以会稽漕运不继”为由，诏令“移跸临安”[④]。次年正月丙午，高宗又将都城迁回到临安。绍兴八年(1138)三月，高宗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定都于此。[⑤]

南宋统治者还把皇室陵墓建在绍兴府城东南三十五里稽北丘陵的宝山，叫做攒宫，其意思是待收复中原后再归葬旧京园陵。在整个南宋时期，这里前后葬有南宋六个皇帝及其后妃，人称“宋六陵”。这些陵墓虽然在元代被毁，但其遗址至今尚存，古木参天，令人生发出思古之幽情。

南宋朝廷还在绍兴城内设立了众多的派出机构，派驻有大批的政府官员和一定数量的赵氏宗室成员，以及数百名军士，管理皇陵和赵氏宗室等事务。

正因为南宋王朝曾定都绍兴，且又是南宋王陵所在地，同时，南宋朝廷还在城内设立中央派驻机构，将其定为两浙东路的政治中心，故此绍兴府在全国的地位明显高于除都城临安外的其他州府。有鉴于绍兴有着与一般府州城不同的特殊政治地位，后人往往把绍兴称作南宋的陪都。

二、城市规模

南宋时期，绍兴作为事实上“陪都”和浙东路治所，其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南宋中等城市形态的典型代表。

在这一时期，绍兴因其曾一度成为南宋王朝的行都，且邻近都城临安，风景优美，历史上经济也很发达，因此吸引了大批的北方和其他地方的移民迁居于此，城市人口急速增加。据《嘉泰会稽志》卷五《户口》所载，嘉泰元年（1201）会稽、山阴两附郭县在籍人口共有72058户[⑥]，以其中二分之一为城内外户口计算，城内则有3.6万余户，近20万人。此外，城内驻军也为数不少，包括禁军雄节系将第一指挥、禁军威捷系将第二指挥、禁军威果系将第二十二指挥、禁军威果系将第二十三指挥、禁军全捷系将第四指挥、禁军全捷系将第五指挥、禁军威果不系将五十四指挥、禁军全捷不系将十三指挥、禁军防守步军司指挥、厢军崇节第七指挥、厢军崇节第八指挥、厢军壮城指挥、厢军牢城宁节第二指挥、厢军屯驻营等部，合计兵额6100余人[⑦]，连同家属，超过1.5万人。因此，绍兴鼎盛时可能接近30万人。

随着人口的增多，经济的发展，绍兴的城市建设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成就斐然。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句践在种山东南麓建造小城之时，这里不过是周围二里多的一座小小的城堡。此后不久虽然越国建成了大城，但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较低，与中原大国的都城相比，显得聚落稀疏、屋舍简陋。即使与不久以前的北宋相比，南宋绍兴城市的发展也是令人刮目相看。以居民住宅区为例，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绍兴城内的街坊名称，据当时编纂的《越州图经》的记载，属于会稽县的有二十坊，属于山阴县的有十二坊，总共三十二坊。但到了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绍兴府城内的厢坊建置已经骤然扩大。为了加强城市的管理，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对府城的街区进行了重新的规划与调整，他将城区划分为五厢九十六坊，正是大中祥符年间的三倍。这充分表明，绍兴城市的范围已经较过去有了大幅度的扩大。

在绍兴全城的五厢九十六坊中，会稽县界设第一、二厢，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其具体情况是：

第一厢分二十一坊，即外竹园、里竹园、晋昌、元真、外钟离、里钟离、静林、甘露、外梧柏、里梧柏、杏花、亲仁、目连、季童、义井、新路、小新、都亭、法济、孝义、礼禋。

第二厢分一十九坊，即棚楼、花行、日池、月池、照水、小德政、宝幢、广陵、石灰、朴木、乐义、永福、押队、诸善、上党、义井、祥符、詹状元、莫状元。

第三厢分三十一坊，即西河、小驿、南市、富民、华严、铁钉、蕙兰、德惠、大市门、治平、甲子、开元、南观仁、狮子、云西、菩提、耀灵、植利、采家、柴场、京兆、天井、水沟、大新、河南、施水、船场、府桥、桐木、槿木、爱民。

第四厢分二十坊，即贤良、火珠、少微、板桥、北市、瓦市、双桥、水澄、新河、大路、石灰、锦麟、武勋、书锦、迎恩、草貌、笔飞、斜桥、戒珠、王状元。

第五厢分五坊，即教德、卧龙、车水、显应、秦望。[⑧]

嘉定十四年到十七年间（1221-1224），地方官员又在府城内进行了一次有史以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除了把罗城和水陆城门作了一番修缮外，对城内的道路、河渠、桥梁等也都作了一番新的规划和修建。[⑨]绍兴城市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等，从此大体定局，直到清末以至民国时期，都没有较大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绍兴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水城，城内外水网密布，故此桥梁的数量十分可观。根据成书于南宋时期的方志记载，南宋绍兴府境内有二百三十八座桥，其中府城绍兴有九十九座。当时重建或维修的桥梁有：府桥、拜王桥、西双桥、水澄桥、大善桥、县桥、清道桥、鹅鸭桥、木瓜桥、章家桥、里木桥。桥上往往建有亭、屋，桥墩和栏杆上雕凿非常精美的装饰图案。如嘉定年间修建的府桥，“旧以砖甃，不能坚久。守汪纲乃命更造,尽易以石阑干，华表加饰护焉。桥既宽广，翕然成市，遂为雄观。”[⑩]

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时，绍兴城市的景象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当时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状元，名叫王十朋，他在府城卧龙山顶俯览这个城市时，这里已经是“鳞鳞万户”的繁华大都市了，“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水相接”[11]。为此，王十朋发出了“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的感叹[12]。此后，绍兴更是号称“天下巨镇”，“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13]。

三、都市经济的繁荣

南宋时期，绍兴的都市经济也非常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手工业

南宋绍兴的酿酒业、造纸业、丝绸纺织业、雕版印刷业、制盐业等都称盛于世。

当时绍兴出产的名酒有竹叶青、瑞露酒、蓬莱春等，特别是蓬莱春美酒，深受人们的青睐，可以说是当时绍兴酒的杰出代表。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寿皇曰：“此间思堂春不好，宰执郄不敢受。”嘉定以来有珠玉之贡，闻此可愧矣！

由此可以看出，绍兴出产的蓬莱春，其质量要超过三省激赏库所产的名酒思春堂（一作思堂春，又名碧香思春堂）。另据清人梁章钜《浪迹三谈》所云，此酒即今之绍兴酒。由此可见，今日的绍兴酒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定型了，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丝绸业也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绍兴“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几占整个浙东路的一半。精美绝伦的越州尼罗寺绫“名著天下”，“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14]。绍兴府诸暨县机户所产的绢，颇为时人所爱，其品种不一，“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甚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价亦不远也”；同府嵊县所产的强口布，“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15]此外，据《图经》所载，越地贡花纱、自编绫、轻交棱绫、轻容生縠、吴绢、十样绫、大花绫、编文纱花罗。[16]

造纸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和会稽县三界镇等地都设有官营的造纸作坊，由此绍兴与徽州、成都一起并列为全国三大造纸业的中心。出产有竹纸和敲冰纸。竹纸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17]然而当时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竹纸的质量还比较差，韧性不强。北宋初年苏易简曾评价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18]至南宋，绍兴一带所产竹纸的质量已经有了大的提升，开始扬名天下，有“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19]的美誉。当时的会稽便盛产竹纸，“民家或以致饶”[20]。品种也较多，据《嘉泰会稽志》载：“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自王荆公好用小竹纸……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绍兴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其时越州竹纸所具的优点远非他纸所能比拟，书画家喜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竹纸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性不蠹，五也。”正因为如此，“今独竹纸名天下”。[21]除竹纸外，越州剡溪所产的敲冰纸，也以洁白光滑得到时人的喜爱。吕本中诗：“敲冰落手盈卷轴，顿使几案生清芬。”[22]极言此纸的可贵。《宝庆会稽续志》载：“敲冰纸，剡所出也。张伯玉《蓬莱阁诗》：‘敲冰成妙手，织素竞交鸳。’注：越俗呼敲冰纸。《新安志》：‘纸，敲冰为之益佳。’剡之极西，水深洁，山又多藤楮，故亦以敲冰时为佳，盖冬水也。”[23]

随着竹纸质量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生产量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绍兴地区印刷业生产的发展。淳熙九年，朱熹在会稽印刻了吕祖谦所定的《古易》。这一年，洪适也在会稽大刻张九成的经解。乾道二年（1166）十月，他把四篇论战文字编成《杂学辨》，由何镐作跋行世。

绍兴的制盐业也较发达，这里的验卤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的“会稽亭户煎盐法”，明确记载了当地使用石莲验卤法：

以海潮沃沙，暴日中，日将夕刮碱，聚而苫之，明日又沃而暴之，如是五六日，乃淋咸取卤，然后试以莲子，每用竹筒一枚，长二寸，取老硬石莲五枚纳卤筒中，一二莲浮或俱不浮，则卤薄不堪用，谓之退卤。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三莲浮，则卤将成，四五莲浮则卤成可用，谓之足莲卤或谓之头卤，然石莲试以卤，取最后升者为足莲，足莲乃可验卤，有无足莲者，必借人已验莲卤。较莲之轻重为之，然后为审（原注：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即正浮在上，卤薄则二物侧浮，与此相类）。[24]

郭正忠先生评价说：“宋代海滨验卤技术的进步，主要反映在石莲验卤法的普及与改善方面。从北宋初的十枚莲子‘半浮半收盐’标准，到南宋初的十枚莲子取七浮的‘七分卤’，这是淮东验卤规格的重大改进。南宋初浙东越州用五枚‘老硬’‘足莲’，以四、五枚直浮者为‘足卤’，其浓度标准又更高些，至宋元之交浙西采用‘莲管汲卤试’检，几乎已达到古代验卤技术的顶峰。”[25]这是一个十分公允的评价。

（二）商业

商业更是繁华，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

城内外商贾云集，店铺遍布，百物汇聚。特别是酒肆林立，正如陆游在诗中所说的那样，“城中酒垆千百家”。

市场众多，其中，仅绍兴城内的市场就有：照水坊市（东南郭外）、古废市（都亭桥南礼逊坊）、清道桥市（城西1里）、大云桥东市（城南2里）、大云桥西市（城北郭外）、龙兴寺前市（城北2里）、驿地市（城北2里）、江桥市（城北5里）、斜桥市（城东北郭外）、南市（第三厢南市坊）、北市（第四厢北市坊）、瓦市（第四厢瓦市坊）等十多处。[26]城外市场更为繁多，根据《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的记载和陆游相关诗篇的叙述，南宋中期，会稽、山阴两县境内分布着二三十处市镇，其中会稽县境内有：小江市（东北40里），樊江堰市（东22里），东关市（东60里），禹庙东市（东南12里），平水市（东南25里），樵风市（东南25里），沉酿市（东南，里数不详），若耶市（东南25里），西路口市（东南，里数不详里），曹娥镇（东南72里），大云桥东市（南2里），云门市（南30里）；山阴县境内有：梅市（西北15里），柯桥市（西北25里），钱清镇（西北50里），禹会桥市（西北50里），清道桥市（西1里），西跨湖桥市（西6里），虹桥市（西7里），桑湖堰市（西11里），东跨湖桥市（西南郭外），三山东市（西南9里），三山西市（西南9里），三山南市（西南9里），蜻蜓浦市（西南9里），亭山市（西南12里），兰渚市（西南25里），项里市（南15里），金家畯市（南，里数不详）。上述众多的市场，便组成了绍兴地区内部非常紧密的商业网络，加速了城乡商品的流通。《嘉泰会稽志》卷七《宫观寺院·府城》便对其地府城开元寺的灯市盛况作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描述：

开元寺在府东南二里一百七十步节度使董昌故第，后唐长兴元年吴越武肃王建，奏以开元复为大善寺，而以此为开元寺。盖处一州之中，四旁远近适均，重闳广殿,修廊杰阁,大钟重数千斤,声闻浙江之滨。佛大士应真之像，皆雄峙工致，冠绝他刹。岁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彛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

绍兴的市场不仅密布，而且分工也是非常的精细，连米、茶叶、鱼类、药材、花卉、菱、笋、柴草、盐、水果、酒、葱、葛、糖之类的日用品都有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如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所在地区盛产茨（俗称鸡头）和杨梅，当这两种土特产品上市时，当地是热闹非凡，由此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水果专业交易市场。诗人陆游曾以“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项里杨梅熟，采摘日夜忙；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27]、“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28]等诗句，来描述这两个草市果品交易之活跃和市场之繁忙。此外，陆游在其诗词和笔记中还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南宋中期绍兴府境内众多村落墟市的活动情况：“村南啼布谷，村北响缫车，隔浦卖鱼市，傍桥沽酒家。”[29]其《出行湖山间杂赋》中所说的“鱼市樵风口”，是指府城东南25里会稽县境内的樵风市，属于水边鱼虾小集市；《老学庵笔记》卷五中所说的“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是指会稽县东部的东关市；《小江》一诗中所说的“数家茅屋小江头”，是指会稽县东北的小江市，属于典型的村落小市；《湖上作》一诗中所说的“兰亭之北是茶市”，是一处以茶叶交易为特色的乡村集市。

此外，绍兴地区草市的夜市活动十分活跃。对此，陆游诗歌中曾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当地农民赶夜市归来的情况。农民们白天在田间耕作，夜晚赶市出售自己所种的农副产品和采购家中所需的物品。夜市的兴旺，反映出绍兴地区市场交易规模、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进而出现了部分相邻草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山阴县境内镜湖边的三山市，由三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组成，在活动时间上，东市的夜市十分活跃，西市等则主要是日市。

需要说明的是，绍兴地区的市场活动，主要是通过横贯东西的浙东运河等交通路线与外部市场发生紧密联系的。浙东运河早在北宋时，就已是沟通浙东和浙西的重要孔道。南宋时，经过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整治和疏浚，通航能力进一步提高。其中萧山、上虞段可行200石舟，山阴、余姚段可行500石舟[30]。官府纲运和民间客货运输极其繁忙，时人陆游在谈到浙东运河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富商大贾，捩柂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31]乾道六年（1170），他由家乡山阴县出发，便是途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和长江，西行赴川蜀任职的，期间，他每日记录所见所闻，撰成《入蜀记》。王十朋也说绍兴，“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桨风帆，千艘万舻”[32]。通过这条运河，都城临安及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绍兴。如临安制作供解暑、保鲜等用的冰块，便运销到邻近的绍兴地区，这在陆游《重午》一诗中有载：

叶底榴花蹙绛缯，街头初卖苑池冰。

世间各自有时节，萧艾着冠称道陵。

并在诗注中曰：“会稽不藏冰，卖者皆自行在来。”[33]“泉州葛布好造汗衫”，当时绍兴人制作衣服的葛布便“出自闽贾”。

商业的发达，使当地的商税也是大幅度增长。据《嘉泰会稽志》卷五《课利》所载，嘉泰元年（1201），府城都税务年商税额有62256贯959文，相当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在城税额28916贯92文[34]的2.2倍。府商税祖额十万五千七百六十七贯七百九十二文，递年额十万五千三百一十二贯十四文，是熙宁十年两浙路商税收入的八分之一[35]。

（三）农副业

绍兴的农副业生产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水稻作为当地的主要粮食，品种大幅度增加。据《嘉泰会稽志》卷一七记载，到南宋中期，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所种植的水稻品种有56种之多，早、中、晚和籼、粳、糯一应俱全。

绍兴盛产名茶，《嘉泰会稽志》载：“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岭下有僧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36]

水果生产同样如此，会稽的杨梅名闻天下，并成为贡品或运输到都城临安销售。陆游《项里观杨梅》诗便对此作了说明：

山前五月杨梅市，溪上千年项羽祠。

小伞轻舆不辞远，年年来及贡梅时。

山中户户作梅忙，火齐骊珠入帝乡。

细织筠笼相映发，华清虚说荔枝筐。[37]

原盛产于西北的葡萄，在绍兴已有种植，《嘉泰会稽志》称：“葡萄盛于西北，会稽有浆水、马脑二种、味亦佳。”[38]楼钥《潇自剡州寄水晶葡萄》有诗赞云：“马乳从他堆满盘，未如清嚼水晶寒。固知一县葡萄熟，不用劳人数问安。”[39]王十朋《葡萄》诗说得更明确：“珠帐临檐挂，龙须满架抽。也知堪酿酒，不要博凉州。”[40]

南宋时的绍兴又是樱桃的重要产地。绍兴初年，来自中原的陈与义在食用了绍兴所产的樱桃后，专门作了一首名叫《樱桃》的诗，对此种水果极为赞赏，诗云：

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灿朝晖。

赤瑛盘里虽殊遇，何似筠笼相发挥。

当时，临安城中出售的樱桃就来自绍兴。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董宋臣，始为小黄门，稍进东头供奉官。极善逢迎。如樱桃宴，即于樱桃未出时，遣人往越州买得百颗，奏曰：‘请赏樱桃!’”[41]

当时，绍兴府会稽、诸暨等县乡村养鱼成风，“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其鱼苗也来自江州，“每初春，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42]。会稽的养羊业也兴起于时，并大量贩运至临安。据《嘉泰会稽志》记载：“会稽往岁贩羊临安，渡浙江，置羊艎版下。羊啮船茹，舟漏而沉溺者甚众，至今人以为戒。”[43]

在此氛围下，绍兴出现了众多的专业种植户。如在山阴县农村，芡实（俗称鸡头）大量种植，“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44]，当属于大规模的专业种植户。会稽出产的药也运往杭州去卖，《嘉泰会稽志》云：

紫石英……今诸暨枫桥山间，每雷雨后民竞往采之。然必祠神而后入山。盖用谢敷故事。但土豪为垄断，民得石多归之。它人未易得也。自此至婺女，地产紫石英甚多，但不如诸暨之莹洁有光彩尔。都下及吴中药肆所卖紫石英，皆此石也。[45]

四、文化教育

同时，绍兴还是南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自宋以来，益知向学尊师择友。南渡以后，弦诵之声，比屋相闻”。[46]这里除创办有朝廷所建的科举应试之所贡院外，还设有府学、县学和书院等。

孝宗时，朝廷于城西北隅鲤鱼桥和锦鳞桥之间兴办了贡学。嘉定年间，汪纲又对此进行了扩建，增屋三十间，使得考试阅卷有厅，謄书糊名有舍，膳食住宿有房。

绍兴府的官学也相当发达。府学颇具规模，州学职事到南宋后期更加完备。理宗景定三年（1262），绍兴府学设职事六员，以贡士充其选，“规矩必繇正、录，钱粮必繇直学，纠禅专纠正之责，而出纳之吝司计实习之”。[47]各县学也为时人所称。据《嘉泰会稽志》卷一《学校》记载，“至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会稽和山阴虽为附郭县，都有各自独立的县学。嵊县县学在县治西百步，北宋末毁于方腊兵火，建炎元年（1127）即重建，历时四年才完成，规制超过往昔。乾道年间，县尉谢深甫增葺之，设施甚备。嘉定七年（1214），县令史安之以原校址卑隘，移址重建，“为屋百区”。诸暨县学在县治西，始建于唐代，北宋时重建，淳熙六年扩建，“颇为全备”。萧山县学在县城南门外，嘉定十七年（1224），知府汪纲见其年久失修，学舍颓弊，拨钱30万全面整修。余姚县学在县城东，南宋初幸免于战火，后历任守臣迭相修缮，庆元五年（1199），又加以扩建，“买田置书甚备”。上虞县学在县治东南，经淳熙十一年（1184）县令刘筥重修后，规制更备。[48]

书院有著名的稽山书院和和靖书院。稽山书院位于卧龙山西冈，淳熙八年（1181），理学家朱熹提举两浙，政余之暇，曾到稽山书院讲学。康熙《会稽县志·风俗》载其时文风说：“南渡以后，弦诵之声，比屋相闻。”

南宋绍兴藏书家众多，著名的有诸葛行仁、陆宰、陆游、李光、李孟传等。诸葛行仁是南宋大藏书家，绍兴五年（1135）六月，会稽县布衣诸葛行仁“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陆家是藏书世家。陆宰是宋代知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其“收书之富，独称江浙”。他的那部《春秋后传补遗》，就是在家乡养老时写的。当时他除了著书立说外，还往往与儿子陆游等谈一些读书的事，以及一些朝廷的掌故。绍兴十三年（1142），“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陆宰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49]。其子陆游也是当地著名藏书家。李光，有书万卷。其子李孟传亦嗜书如命，聚书万卷，还亲手校勘。

园林建设在当时蓬勃兴起，特别是私家园林尤然。时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一书中载道：“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子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是时，绍兴的别业园林星罗棋布。单就陆家言，陆游祖父陆佃在会稽陶山有修竹院，父亲陆宰在山阴侯山有小隐山园。而其中位于城内木莲桥洋河弄的沈氏园，池台极盛。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天，绍兴的大才子、著名文学家陆游偶游此园（注：陆游与唐氏相会时年二十七），与前妻唐琬邂逅。唐琬为陆游初娶的妻子，夫妻两人极为恩爱，但因为唐琬不讨陆游母亲的喜欢，约在绍兴十六年被迫离婚，改嫁给赵士程，陆游亦只好另娶。这次偶然相遇，陆游感慨万千，题有《钗头凤》词一阕，其词曰：“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遥忆早先夫妻之琴瑟生活。这首千古绝唱，不知倾倒了多少痴情男女。庆元二年（1196），年已六十八年的陆游又重游沈园，又作了一绝：“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沈园已经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复，园内亭台楼阁遍布，池沼杨柳依旧，成为绍兴城内的一大胜景。鉴湖经六朝、唐代等的不断经营与开发，也已成为绍兴城外的一大名胜。陆游曾用“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鉴湖”的诗句来赞美它。

陆游自己曾于孝宗乾道元年（1165）卜筑山阴三山别业，在镜湖之阳；又于淳熙十二年（1185）卜筑会稽石帆别业，在镜湖之阴。镜湖是绍兴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特别是镜湖荷花知名于时。每当农历六七月间，镜湖满湖荷莲。《嘉泰会稽志》卷十七曾作如下记载：

山阴荷最盛，其别大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黄莲、千叶红莲，……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越人谓六七月间藕最佳，谓之花下藕，又特出罗文，在禹庙前。

镜湖荷花之美之香，于此便可想见。陆游一向对荷花存有好感，并推崇之至。绍熙三年（1192），他在镜湖写有《荷花》诗二首，“风露青冥水面凉，旋移野艇受清香”，为荷花之清香而陶醉。

绍兴宗教发达，据《嘉泰会稽志》卷六至七的记载，这里有寺院庵27所，道观4所，祠庙14所。

由于绍兴文化教育非常发达，因此人才辈出。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被后人推为宋诗第一。另外，词坛名家王沂孙、高观国等也都是绍兴人。

五、社会生活

南宋时期，绍兴的社会生活与临安、苏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泉州、福州等城市一样，也是丰富多采的。

在绍兴人的民间信仰中，许多佛教的菩萨都得到了崇拜，认为只要时常敬奉神佛，念诵佛经、佛的名号，或在佛像前许愿，就会获得保佑，得到善报福报。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念经成为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会稽士人范之纲，居于城中，壮岁下世。有两子，能谨畏治生，日以给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祷天地百神，且诵经五十过。凡十余年，未尝少辍”。[50]“钱唐旧有长老，名重喜，会稽人。少以捕鱼为生业，而日诵观世音菩萨不少休。”[51]

祭祖是元旦最重要的大事。每逢大事或重要节日，都要举行祭祖活动，以示孝顺。在这一天，绍兴人要举行隆重的家祭或墓祭。祭祖一般在家中进行，届时有展先像之俗。其时，家家户户在堂屋中悬挂祖先画像，具香烛、茶果糕点等，家长肃衣冠，率全家老少依次祭拜。如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道：“元旦男女夙兴，家主设酒果以奠，男女序拜，竣乃盛服，诣亲属贺，设酒食相款，曰岁假，凡五日而毕。”

而祭大禹风俗可以说以绍兴最为盛行。《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雘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

其地的节日活动基本与各地一致，以端午斗力之俗为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载：“江南之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皆同。”重五日，绍兴同样有在家中挂张天师像等习俗，以希望求得家中的平安和幸福。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五日，户户皆以土偶张天师置门额上，或以虎或以艾束作人形，而以土作天师头，竹作剑木作印。”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如七月七日的乞巧节，绍兴流行巧竿之俗。《嘉泰会稽志》卷十三《节序》载：“七夕立长竿于中庭，上设莲花，谓之巧竿，以酒果饼饵祭牛女，盖乞巧也。”又，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该节的主要内容有爬山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但在绍兴，民间流行食栗粽等俗。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九亦相约登高，佩萸泛菊，不甚食糕，而多食栗粽，亦以相馈然。”另据文献记载，重九日，在绍兴“俗忌不相过，必有丧者乃往哭其灵几，且致祭焉，不知其所始也”。[52]此外，绍兴还有独具特色的观荷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五月六日观荷花，亦乘画舫，多集于梅山本觉寺；同时又游容山项里六峰，观杨梅。”

需要说明的，城市里贫乏之家，其生活还得到了政府的救助。其时，社会上已经逐渐形成了收养和赈济相结合的救助体制。

所谓收养，是在一定时期（一般在冬春季）内对乞丐进行集中安置和救济。如绍兴元年（1131），绍兴府奉旨对在城内乞丐和流浪人员进行大规模收养，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是年十二月十四日，绍兴府通判朱璞奏言：

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赈济。今乞委都监抄札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发入养济院，仍差本府医官二员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将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已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牒一通；及五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所有医官医治过病患人痊愈分数，比类支给。若满一千人，死不及一分，特与推恩。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会稽、山阴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民地埋葬，仍委官逐日点检，无令暴露。[53]

绍兴府的公墓设置也较为完备。其漏泽园在城南郊外，系北宋后期所设。两宋之际虽经战乱，但仍得到较也维护，而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其规模也不断扩大。绍兴年间，守臣翟汝文命山阴县收集四郊无主尸骸入园，所葬者数以千计。庆元元年（1195），提举浙东常平使李大性又增置义冢两处，分别位于城外会稽县界镇坞和山阴县界洄涌塘傍。《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载有当时任会稽县尉徐次铎所撰《记》文，对义冢设置过程有较详细的介绍，其略云：

越之流风，凡民有丧，即议侨寄，棺柩所积，夙号墓园。连岁不登，继以疠疫，而民不免于死亡。公奉命东来，一意全活，饥者振之以粟，病者起之以药，死者遗之以棺。荒政举行，毕力无倦。复有意于埋胔掩骼之举，命次铎走近郊，枚数寄棺，凡三千余。下令申饬晓告，使人人知有送死之义，且曰其有徇浮图火化者，助之缗钱，姑从其私，乃若无力归藏者，请于官给所费。规画已定，复命次铎度地，得二所，其一镇坞，广四十亩；又其一洄涌塘傍，十余亩。由是义冢之规立矣。两隅分峙，男女以辨，缭以周墙，封其四围，画图传籍，备录分藏，闾里、姓名次第刻著，申命缁黄。以视墓室丘封广列，尚为后图，庶几有以继于此也。自庆元改元夏，迄于冬十月，野处之棺为覆藏者凡千二百九十有三。据籍有考，至是泽及枯骨矣。

绍兴地区的丧葬风俗，与两浙其他地区一样，盛行风水。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按风水之说安葬死者，可以发家致富，以至将它看作是经营生产、投放资本。“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土，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54]生活于宋末元初的两浙士人戴表元在《会稽唐氏墓记》中曾说：“至择葬地，则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阴阳之说，东奔西驰，故有祢逾祖，支破宗，形侵势攘，智谋力夺，无有厌极。既其甚者，有出疆远卜，非殡非葬，世之子孙，疲于展省，并併失其故封者矣；有攘地相交，与乡人争寻尺寸之畔，而兴无涯之狱者矣。”[55]又说：“每见世人……而昏巫谬史拘忌祸福之说，缘之而起，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卤葬，知后又当祔，而不豫为穴，至于临时穿凿，崩损惊伤先人之肌骸，为可恨也。故为记，以戒吾子孙毋怠。”[56]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