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风气

潘承玉

我们很多人从小就接受一个观念，一提起封建社会，那就是反动的，一提起过去时代，就认为是万恶的。实际上，较之古人我们今天固然取得诸多巨大进步，我们的祖先也曾创造足以骄傲前人、无愧后人的文明。

我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如今正在各地各层次不断推进。但今天的学习型社会并不是突然冒出的东西，其实古人比如明朝的绍兴官员，也很注重学习。谈明朝绍兴官员的学习，就是穿越回到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从他们的智慧里汲取今人应该学习的思想与营养。

这里所说的“绍兴”，主要指明代绍兴的一府八县范围。如所周知，自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7年）“吴会分治”，新立治所在山阴县（当年越国都城，今绍兴市区）的会稽郡起，历经隋唐与北宋越州、南宋绍兴府、元绍兴路、明清绍兴府时代，近二千年间，萧山、山阴、会稽、上虞、余姚、诸暨、嵊州、新昌八县，皆属越国故都所在的行政中心管辖，明代这八县当然也是一个统一体。这里所说的“绍兴官员”，既包括外籍仕绍官员，也包括本土籍仕外官员，明代这两个群体声息相通，关系十分密切。这里所说的“在职”，包括在岗在职学习，也包括不在岗的带职（请假居乡）学习或临时罢职（很快起复原职）学习。

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主要方式

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方式，首先是自学。自学就是一个人苦思冥想，一个人遍阅群籍，一个人苦苦求索去探寻真知。这应该说是明朝官员，也是古代知识分子和今天一切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学习方式。比如王阳明以兵部主事疏斥宦官刘瑾，被谪贬贵州龙场驿丞期间，正德三年（1508）发生的“龙场悟道”，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钱德洪《王文成公年谱》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郭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自计得失荣辱”、“日夜端居澄默”、“中夜大悟”、“默记五经之言证之”云云，描述的都是自思自悟自学中常有的状态。

第二种以下属集体学习。首先是有固定场所的书院学习。如据《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十八《名宦后•南大吉传》记载：“嘉靖初以部郎出守郡……时王文成公讲明理学，大吉初以会试举主称门生，犹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悔，执贽请益文成。……乃葺稽山书院，创尊经阁，简八邑才俊弟子，讲习其中，刻《传习录》，风示远近。文成振绝学于一时，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皆大吉左右之也。”王守仁撰《尊经阁记》云：“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可见，陕西渭南人南大吉到绍兴来做知府，在如今的府山西坡翻新重建稽山书院，让山阴知县、洛阳籍吴瀛具体负责重建工程，初衷是出于自己对阳明心学初“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悔，执贽请益文成”的需要，才推己及人，“简八邑才俊弟子，讲习其中”，让绍兴府下面8个县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来稽山书院，听时任兵部尚书、回乡省亲的王阳明讲学的。显然，在这样的书院中，和王阳明一起探讨良知之学的，不仅仅“八邑才俊弟子”，还包括绍兴知府南大吉、山阴知县吴瀛等一干绍兴在职官员在内。也应该是绍兴全境缙绅阶层对阳明心学的这种热忱研讨、传承、尊崇，对远近产生示范效应，才使“文成振绝学于一时”，产生“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的四方来绍求学盛况。

第三种叫仕学所学习，这是专门讨论为官之道的集体学习。大家都熟悉《论语》上的两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历史上曾引起无数的讨论。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对这句话有一个解释：“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做事、做官做的好，再学习，一定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做事、做官；学的好，再去做事、做官，一定可以检验和深化所学。万历十一年（1583），绍兴知府萧良干把这两句话落实到行动上，在原来的稽山书院旁边办了一个仕学所。《万历绍兴府志》卷十八《书院•府城内•稽山书院》附载其《仕学所记》说：“始吾之学于家也，严惮有师，切磨有友，日置其身于圣贤载籍之间，而世故无所入其胸臆；然且作焉、辍焉，若或恣焉。今之仕也，肆于民上，所颐指而气使，皆畏我也者；所奔走而趋承，皆顺我也者。利禄荣名之私，日眩乎其中；而赞毁讥谗、荣辱得丧之故，又时时相寻于其外。吾于此其能无忽心乎？能无羡心乎？能不恶怒而动摇矣乎？吾虽时觉之，而倏忽兴仆，莫能自必者岂少也？吾兹进而与诸生聚讲于斯也，吾心惕焉，若寐之醒焉、豁焉，若滞之决焉；向之忽者、羡者、恶怒者、动摇者，不俟规诲，不烦言说，毛竖骨竦，与汗而俱出也。已一会聚，则一警策；愈警策，则愈凝定。……故吾孳孳进诸生而会也，若将以化导诸生，而岂知吾实藉诸生以为鞭影哉！……吾之名堂也，盖以自况也。”可见这是绍兴主官和在学诸生的集体学习，借以始终保持自我警惕和自我完善。

第四种是学社学习，这是无固定场所却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集体学习，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学会或研讨会学习。比如据陶望龄（号石篑）《证修社会跋语》等文献，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由时任云南参议、归乡省亲的嵊县周汝登主持，时任翰林院编修、同样归乡省亲的会稽陶望龄襄助，在府城北阳明祠成立的证修学社；据刘宗周《同心册序》、刘汋《刘忠介公年谱》，有天启五年（1625），由时任通政司右通政的刘宗周，与其表兄沈中一在蕺山解吟轩成立的同心学社；据《刘忠介公年谱》，有崇祯四年（1631），由时任顺天府尹刘宗周，与时任广东肇庆府推官陶奭龄等，大会绍兴缙绅学士二百余人，在绍兴府城江桥成立的证人学社等。其中，《证修社会跋语》载，“耳听目览之谓证，手持足运之谓修。……越，二王子（王阳明、王畿）之乡也，自龙溪殁而讲会废。钱君、刘君与同志若干人，始缔为社，名曰证修，而谒海门（周汝登）子主之；以仆之辱交于海门也，令书一语于册后”，云云。《同治嵊县志》卷十三《乡贤•周汝登传》对此也有记载；并载在这之前，出任南京兵部主事、郎中期间，周汝登积极参与当地的学社研讨，那时就是学坛的执牛耳者了：“南都讲会，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汝登为《九解》以伸其说，弟子日益进，执贽者千余人。”

“学惟学人乃真”，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内容

那么，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内容是什么呢？主要主题是讲“怎么做一个人”。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核心。儒家的“儒”字，就是一个单人旁，《说文解字》说“从人，需声”。其实，“需”不仅代表声，也包含了义。怎么样做一个人，如何脱凡入圣，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考虑的问题。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其主要内容也在此。《传习录》说：“圣贤可期先立志，凡尘未脱谩言心。”要做圣人，就要摆脱你的凡尘之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冷静的想一想，到目前为止我做人有哪些缺点？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社会有哪些不良的风气？我沾染了几条，一二三四列出来。我今天反省，明天再改正，每天如此，慢慢地就做了圣人。

那为什么有的人能成圣人，有的人只能成为普通人？王阳明认为，这是因为有的人能立志向学，有的人不能。《传习录》说：“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只要你立下做圣人的志向，迈开学习的那一步，你就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在绍兴、余姚，在贵州、江西，所到之处都和他的学生或者部下一起讨论，主题都在叫人要有向善之心、成圣之志，天天反躬自省，焕发自己内在的良知，而且注意随时加以鼓励。《传习录》记载，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来自苏北泰州的王艮出游回来，王阳明问他，你外出一趟看到了什么呀？他的学生回答，“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回答：“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王阳明又问另一个学生，来自杭州湾北岸的海盐董澐看到什么奇怪的事没有，这个学生也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就是这有什么奇怪的，你看看大家都在规规矩矩的做事，人人都很善良、纯朴、勤劳呢，真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

《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纲的终极之纲是至善，至善即做圣人，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宋代新儒家张载有所谓“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愿意这么做能这么做的，当然也都是圣人。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到他对中国知识阶层的观察：“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这位博学的伟大人物……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所以，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学习主题都在追求道德的完善，都在探求如何成为一个圣人。孔子的学说是这样，王阳明的良知心学是这样，周汝登的证修学社、刘宗周的同心学社、证人学社等，无不如此。

《同治嵊县志》卷十三《乡贤•周汝登传》即载周汝登以云南参议归里期间：“与会稽陶石篑及郡士，会于阳明祠曰：‘阳明遗教具在，正当以身发明，从家庭间竭力，必以孝弟忠信为根基，勿为声色货利所玷染，习心浮气，消融务尽，改过知非，丝毫莫纵，察之隐微，见之行事，使人知致良知之敎，原如是也。’”《刘忠介公年谱》载刘宗周在同心学社成立仪式上的演讲及其反响：“先生痛言：‘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座中皆有省。每会，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柢凝定，为入道之基。”所谓“以孝弟忠信为根基”，使“习心浮气，消融务尽”，所谓“明人心本然之善”，“使根柢凝定”，均在通过学习引导大家做一个道德纯粹的圣人。刘宗周《证人社约檄》说的更明确：“盖闻学惟学人乃真。人与人同斯大，圆首方趾，何以等藐类于乾坤，古往今来，胡独拒吾生于贤圣？三复遗编，慨焉永叹！羲皇有作，首原性命之宗；尧舜相传，遂阐危微之秘。迨群圣人没，而一中衍派，委王统于衰周；幸吾夫子兴，而六籍还儒，表微言于长夜。……生于其后，能无景行之思？出于其乡，宁免过门之憾？……矧伊人兮，所学何事？如旅未归，深迷既往之途；似筑有基，先立只今之志。”好一个“学惟学人乃真”，“胡独拒吾生于贤圣”，“先立只今之志”！如何立志做一个圣人，才是一切学习的真谛所在！

绍兴地区的学者和千百年来的大多数官员和知识分子一样，学习的根本主题就是如何排除自己的私心杂念和这样那样的缺点，让自己超越一般的庸众而成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一个伟大的人。

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内在动力

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压力。内在动力就是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学霸，都是拼命的学习机器，在成为官员之前就已上紧无数圈的发条，成了官员之后很难停止下来。

古代的官员是怎么样“炼”成的呢？就明朝而言，官员的来源主要是进士、举人、贡生三途。考中进士，取得体面做官资格；考中举人，取得任低级官员资格；被考选为贡生，经在国子监三年以上深造出来，有资格充任“率以簿书升斗之吏畜视之”（《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语）的教官。要成为进士出身官员，必须先后通过童生→秀才，秀才→科举秀才，科举秀才→举人，举人→进士这四大考试环节。首先是童生变成秀才的童试，也就是说你在私塾、社学、义学等等基层学校里学习，学到差不多成年，需要经过县试（知县主持）、府试（知府主持）、院试（省提学道主持）三级考试，都成绩优等才能变成县学的秀才。一个县童生可能有2万个，甚至5万个、10万个，可是县学秀才的正式名额一般却只有20个，加上增生、附生，有时会有数百，也不会太多。根据文献，童生成为秀才的比例普遍不到5%。例如，根据时人叶梦珠《阅世编》卷二《学校一》记载，明末南直隶上海县，“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三年岁、科两试，“科入新生每县六十余名，岁入稍增至七十”，如果把“稍增”理解成“又增”，则三年经岁、科两试，从3000童生中总共录取秀才130人，录取率为4.33%。同时稍早同属南直隶的歙县，万历初做过浙江巡抚的邑人方弘静《素园存稿》卷九《辅仁文会录序》载：“万历丙申（二十四年，1596），邑之应试者凡二千人，邑试之，府试之，台使者又严试之，其得进于庠者仅七十又二人，难矣。”2000人录取72人，录取率为3.6%。《素园存稿》卷十《尊敬会录序》又载：“岁庚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邑之士应试者几三千人，有司者三试之，三选之，其进而肄业于庠者，七十有五人耳，盖其难也。”3000人录取75人，录取率低至2.5%！我们看其《千一录》卷十三又说：“以吾邑言之，儒童应试者三千余人，其得进于庠者七十人耳，富者之竞、贫者之滞，无惑也。”足见童试录取率2.5%，在歙县一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比率；准此以观，在其他地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儒林外史》描写周学道主持童试，最后一个点进范进，只见“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样貌简直惨不忍睹。小说接下写，学道道：“你今年多少年纪了？”范进道：“童生册上写的是三十岁，童生实年五十四岁。”学道道：“你考过多少回数了？”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到今考过二十余次。”小说中此刻的范进，可以说是明代无数成年知识分子挣扎在童试之路上的命运写照。这还仅仅是士人成就功名的第一道关卡童试通过率的严苛情况。

明代，并非每一个秀才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秀才还得成为科举秀才，才能参加下一步的举人录取竞争。秀才要成为科举秀才，需在县学里学习满三年；期间每月要通过县学学官组织的月考，每季要通过府、县官组织的季考，每年要通过省提学道组织的岁考和最终的科考，所有关卡考试都名列优等，才能成为科举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举人考试。这第二道关卡，秀才成为科举秀才的科考，其录取率是多少？万历十五年由浙江巡按转任应天督学的江西人詹事講《詹养贞先生文集》卷一有篇《酌处贡途疏》，内中根据他对应天府各属府州县生员的科考所见，与对既往分配录取名额的反思，向朝廷报告说，隆庆间科考“有六人选一之例”，万历以来，“南畿郡邑人才多寡固殊，而科举人数亦甚悬绝，多者五六十名，次者三四十名，又次者二三十名，其下邑僻县有仅仅十余名者，有寥寥四五名者，此固旧额”，“臣则见南中邑学之多者不过三四百人，而最少者亦不下百余人；彼其三四百人者科举动经五六十人之数，而百余人者仅取四五人、七八人”。“六人选一”，即录取率16.7%；“三四百人者科举动经五六十人之数”，按400人录取60人算，录取率15%；“百余人者仅取四五人、七八人”，按100人录取6人算，录取率为6%。这是应天府的情况。我们再看其他地方。隆庆、万历间出任惠安知县的叶春及，其《石洞集》卷四《惠安政书三•班籍考•正纲》列有“季考生员约三百七十八名”、“察院按临考校生员每次约三百七十八名”、“提学道岁考生员约三百七十八名”、“应试生儒六十一名”各名目下开支经费，从此名目本身可知，晚明福建惠安县儒学在学各类秀才员额378名，“应试生儒”即每科科举秀才为61名，则该县秀才的科考录取率为16%。综合这些文献，明代可靠录取率总体约在12%，也就是100个秀才中间只有12个人有资格参加举人考试。

这样，一个成年知识分子要取得参加乡试资格，成为科举秀才，其可能性就只有5%（童试录取率取最大5%）、12%这两个比例的相乘，即0.6%。这还什么功名都还没挣上。再往上，科举秀才考中举人也就是乡试，举人再考中进士也就是会试，老是考不起举人的优秀科举秀才被选拔为贡生，这后面每一道关卡的通过率，又均远远低于童试、科考的录取率。^①一个人能成为官员，他一定是战胜了无数的竞争对手，一定是个学霸。

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显著成效

首先是推进治理。学习的主题是做圣人，好像是句空话，但做圣人的途径却是具体的；特别是阳明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强调在实践中“致良知”，强调“察之隐微，见之行事”，这就把学习的归宿落实到从政行为上。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明朝认真学习的绍兴官员，都在管理绍兴地方政事方面取得卓著成效。比如南大吉，就修建了绍兴大禹庙，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禹陵”三个字是他亲自书写的；扩建了曹娥庙，表彰全境节烈女性，拿她们来配祀；修建了绍兴府城的楼堞；疏浚了绍兴的府河、运河和若耶溪，打通了绍兴府城内外的水系。王阳明就为府河的疏濬撰有一篇《濬河記》，对南大吉的敢于善于干事，造福于民，加以表彰：“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蓄泄既亡，旱涝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子乃决阻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謡之曰：‘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厉民欤？何其谤者之多也。’阳明子曰：‘迟之，吾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湖龟坼，越之人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

第二是形塑清廉。比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二《乡贤三•理学》载：“季本，字明德，会稽人。……师事新建，获闻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旧学而一意六经，潜心体究。久之，既浸溢，惧学者骛于空虚，则欲身挽其敝，著书数百万言，大都精考索，务实践，以究新建未发之绪。历仕与处，从游者数百人。……召为御史，以言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长沙守。……归二十余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禅林，以著书谈道为乐。”过去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位从“师事新建”走到“究新建未发之绪”的阳明心学学者、进士出身的长沙知府，却老来在寺庙里借住，连家都没有。还有陶大临，绍兴陶堰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榜眼，万历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历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货真价实威高权重的大官。《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一《乡贤二•列传后》载他，“貌不胜衣，而识沉守介，屹然不可动摇”，“于取予尤严，无论金帛，即书画名玩之遗，必峻却之，泊然无所好也。卒之日，槖无嬴金”。王世贞为撰《陶文僖公传》，内载一“奇事”：“尝迎韩淑人养于邸，得疾卒，公以丧归，……故陆都督柄方重，伺公窘于棺，遗之美材。”如此大官，母亲去世，连像样的棺材都置办不出！张岱曾祖、隆庆五年（1571）状元张元忭， “平生雅志圣贤，其学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颛务以实践为基”，“持操端介”（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十一本传），万历初官居翰林院修撰时，曾邀请生活窘迫的徐渭进京，谁知后者除了像在绍兴一样卖文为生外，并无任何秋风可打、油水可揩，以至在《与柳生》书中说：“在家时，以为到京，必渔猎满船马；及到，似处涸泽，终日不见只蹄寸鳞，言之羞人。”又在《与道坚》书中称：“今之入燕者，辟如掘矿，满山是金银，焚香轮入。命薄者偏当空处，某是也。”最后只好拂袖而去。还有一个会稽王舜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官刑部、兵部郎中、四川参政、陕西右布政、吏部侍郎，拜工部尚书，《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三《列传后》载他，“劳瘁竟卒于邸舍，萧然四壁，榻前一敝簏，书数卷，无不叹服其清云”。明代，做到六部尚书，也就是位极人臣^②，但这位位极人臣的王舜鼎，去世时竟一无所有，只有破书篓子里的几卷书而已，至死都是书生本色。

第三铸成强者。以上两点就是今天所说的干事、干净，做官造福、为政清廉，但要做圣人，能干事、干净还不够，还要做一个强者。圣人是要敢于抵抗压力的。因为学习，绍兴官员成为明代中晚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最杰出的一批强者。从正德朝的反对宦官刘瑾，嘉靖朝的反对奸相严嵩，到天启朝的反对宦官魏忠贤，酷爱学习的绍兴官员一直都是举世瞩目的铁骨铮铮人物。例如，反宦官刘瑾，绍兴有王阳明和其姑父牧相，勇敢地站在前列。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一《乡贤之二•列传后》载：“牧相，字时庸，余姚人。少受业于王尚书华，华器异之，妻以女弟，令与文成公同学。弘治己未，遂与文成同举进士，授南兵科给事中。时逆瑾擅权，流毒朝野，相偕给事中戴铣，疏其不法数十事，忤旨械系赴京，廷杖九十，绝而复苏，下锦衣狱，时文成为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得罪系狱三月，相禠职为民，文成谪龙场。”反对奸相严嵩，有“上虞四谏”、“越中四谏”等绍兴士人是全国的急先锋，并付出惨重代价。这里只看严嵩发迹伊始，“上虞四谏”中两个并不太显赫的人物。《明史•谢瑜传》载：“（嘉靖）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礼、南巡盛事为解，而谓诸臣中无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圣怒，奸状显然。……居二岁，竟用嵩为相，甫逾月，瑜疏言……又三载，大计，嵩密讽主者黜之。……瑜遂废弃，终于家。……与瑜同县、同举进士，以劾嵩得祸者叶经，……嵩为礼部，交城王府辅国将军表柙谋袭郡王爵，秦府永寿王世子惟燱与嫡孙怀墡争袭，皆以重贿遗嵩，嵩受而许之，经闻即劾嵩。……又二年，经按山东，监乡试，及试录上，嵩见发策语多忤时，因指为诽谤……逮赴京，既至，系诏狱考掠，复廷杖经八十，斥为民，竟以创重卒。”

第四成就学术。学习学习，追根到底也还要成就学术。古代几乎没有专业学者，今人所知古代各种学派、学术思想，大多是从事其他实际工作者特别是官员的在职副业。明代绍兴官员在这方面又是举世难匹的典范。纵观明代学术思想史，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学派，五百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学说，孔子、朱熹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学派——阳明心学，及其浙中王门学派，儒学史上最后一个纯儒学派——蕺山学派，均为绍兴官员通过在职学习、研讨所创，这是特别了不得的，因为伟大的思想学术派不仅是所在时代的灵魂，还会深刻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

对明朝官员学习处境和不足的体认和反省

明朝已经过去400多年。明朝绍兴地区先人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及其圣贤可期、坚韧不拔的心路历程，还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回味；但包括绍兴官员在内整个明朝官员的学习处境或曰生存境遇，以及他们学习中存在的不足，也需要后人去做比较深切的体认和反省。

首先，明朝官员的学习处境或曰生存境遇是相当严酷的。一般人以为，宋朝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职官员的黄金时代，元朝由于长期废除科举和民族歧视政策，是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时代；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重建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王朝，中国知识分子又从地狱重回天堂。但正如朱元璋腰斩高启，粉碎东南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幻想一样，核诸明代史实，这一判断也极不可靠；明代知识分子和文职官员差不多仍然活在一种精神地狱之中，只不过元代是显性的，明代是隐性的。明代知识分子读书仕进可能性之低，绝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其实都处在《儒林外史》所写范进“进学”之前的潦倒穷困状态，是表征之一；官员编制之少，任职责任之重，俸禄待遇之低，违法风险之高，是另外四大表征。如以一个县的范围来说，除儒学教官3名（教谕1员、训导2员）外，明代国家规定全县正式官员只有知县1员、县丞1员，主簿、典史各1员，总共4人；这总共4人，却要承担全县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人口社会的运转和治理^③，可见其工作压力和负担之重。但全县四个官员之首，一般还都是进士出身的知县，明朝后期其法定月俸却只有米1石、布0 .325匹^④。 故《明史•食货志六》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但法网森严，对大多数人来说，又无法谋求法外利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记载，正统六年（1440），光禄寺卿柰亨，堂堂的光禄寺一把手、从三品的大官，被自己的手下、从七品的该寺署丞张冕上本揭发，盗取供祀的猪鹅肉、面食私用，两人当场对质，最终得到皇帝“尔为堂官，贪饕如此，论法难容，姑宥之”的亲口斥责，也是宽容加羞辱；万历十八年（1590），反过来，光禄寺署丞茅一柱，又被光禄寺一把手上本揭发盗署中火腿，被问徒为民。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作奸犯科和“反腐”纪录。明朝官员的在职学习，除了力做圣贤这一主观上的崇高动机，客观上也是为了通过不断的学习，以排解做官责任繁重却待遇微薄、风险重大等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内在困境。但国家如此刻薄对待知识精英，有形无形造成知识精英的命运悲剧，既影响他们学习效能的发挥，更摧残他们的人格，压抑他们的创造活力，反过来又会给明朝国家造成悲剧。

其次，和当时所有其他学者一样，明朝绍兴官员的学习主要学的都是伦理和人格的完善问题，不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也不涉及经济问题，探究的都是哲学、道德问题，造成知识结构严重偏差，因而形成一批脆弱的民族脊梁。所以在国家大灾难来的时候，除了极少数像王阳明这样文武全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人物，绝大多数人物只有“文死谏，武死战”，束手无策，一死了之。《红楼梦》小说对此有讽刺，这是古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价值观和历史局限。绍兴官员也免不了。比如1645年清朝军队南下占领江南，明朝绍兴官员组织起钱塘江保卫战，但很快溃败；清军铁蹄踏进绍兴，明朝绍兴官员只好纷纷自尽而亡。临难有大节，是可贵的；遇事无办法，却也极为可悲。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