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竹
蔡元培先生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堪称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空中一颗璀璨的巨星。同为绍兴乡贤、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敬挽蔡先生联语曰:“大德垂后世,古今一完人。”
蔡先生的精神是崇高而伟大的,很难以几个方面去概括和表达。他的爱国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学生,对亲人,于公于私乃是真君子;对事对人诚为伟丈夫,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用无限的爱作出无私的奉献。
与时俱进 勇于鼎革
他的一生是紧跟时代的一生,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总是吸取着时代的先进精神,从不保守、永不停步。他从前清翰林而为反清斗士,为民国教育总长;从早晚熟读四书五经,到为革除封建教育制度日夜奔波;从信奉南北统一的国民党政权,到反对独裁专制,主张民权保障同盟,建立平等民主法治制度;从清共限共到信任共产党,寄希望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盼望建立人民革命民主政府,时代的每一进步、国家的第一鼎革,都可在先生身上体现出来。他不讳言自己从旧营垒出来,但他勇于学习先进。在时代风潮中,识别方向,始终在风潮之中,领风潮之先,从而成为时代的航标和革命的旗手。蔡建国先生说:“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如康有为由维新而保皇;如章炳麟本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后来却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了。而蔡先生是“在动荡的时代里,在振兴中国的潮流中,始终追随进步,为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竭尽了全力”。
坚持正义 独立不惧
蔡元培一身正气,对奸佞之徒、虚伪嘴脸恨之入骨。尽管身弱体衰,但正义凛然,不惧风霜。面对国民党专制政府对革命者行残酷镇压,任意杀伐之能事,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于1932年夏积极筹备,于12月底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民权,本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是人民应有之权利。但当时反动政府却肆意践踏,人民无丝毫保障可言,故组织是会。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以个人名义致词说:“我等的对象是人。即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遍人权。”他说人权是超党派的,超越国界的,对已定罪与未定罪的也没有区别。但在当时国民党独裁政府,人权受到极大的摧残,受害人首先是坚持抗战和民主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特务横行,绑架、囚禁、暗杀之风泛滥,但先生坚强不屈,凛然无畏。总干事杨杏佛被杀于街上,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去现场视察,组织善后事宜。在烈士成殓时,举行公祭,由先生主祭并致悼词,致词时泣不成声,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以后又在白色恐怖中,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吊祭,置生死于度外。抗日事起,先生已年届古稀,然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之赤心尤炽。1937年7月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为第二届名誉主席。蔡先生的一生中,时时刻刻体现了他是为国家独立民主奋斗到底的一个伟丈夫。
诚以待人 无所不容
蔡先生是真正的君子。他以俭自奉,以诚待人;责己从严,待人以宽。在日常生活、工作作风、处世之身上无不体现一个大家的风范。特别是他的宽容精神,更是世之楷模,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校方针,让各种对立的学派,完全不同的主张自由竞争,各显其能。因此就滋养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真实学问的年轻学者,由此而酿发了改变中国面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先生兼容精神的历史成果。试想如没有先生的包容兼顾,哪来各种新的主义和学说?又哪有这么多迎潮流而上的文化斗士?所以先生的主校方针,固然改造了北大,更是改变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这真是包容一校而及于宇宙了。在这兼顾包容中,先生特别爱护青年,尤在五四运动中,奋勇营救被捕青年,不惜以辞职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他在学校殷切告诫学生,要以立大志,做大事勉励自己。他向学生提出四事:一立志,二勤学,三改过,四善责。他特别强调德、美育之重要。他要求学生养成博爱人类之心理,服务社会之习惯,故在校办平民讲演会、校役夜班、消费公社等,让学生接触平民百姓,让师生工友团结一心,互相了解,互相服务,从日常生活中养成诚实待人、友爱互助、宽容团结的精神和品德。先生之高风亮节使凡亲自经历过的人如沐春风,永志不忘的。
学而不厌 清廉自守
先生的好学精神是惊人的,他自幼养成勤奋读书,独立思考的习惯,至老弥笃。一生无半日之怠懈,无一事之松驰,故能博通经史,错综百家,学贯中西。先生的好学不是关门读书,不是经院式教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在使用中求知,使学习与应用充分结合起来。罗家伦说,“常见先生书房中挂了一幅自己的画像,上面题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先生用来勉励自己的学习动力”。
先生的清廉自守是有名的。作教育总长时,自洗衣服,有人来访,穿短袄出迎,还手有皂沫。北大时,月薪六百元,政府克扣,又常周济他人,生活清贫,一餐一喋肉,一碟白菜,几个馒头。任中央研究长时,人见其经济困顿,增薪二百元,被他发现,立即退钱,并告知以后一切照规定办。1935年,蒋梦麟、胡适等决定为先生购一房以作70寿诞之礼。当时先生未有一处住房,全家租屋居住,书籍分藏于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多地。住房为先生当时最为缺乏之物。惜因抗战爆发,此一愿望亦未实现。上海即将沦陷,先生搬居香港。他认为人一要勤勉,多做工作多贡献;二要节俭,少索取少享受,在事业和生活两个方面做到有为而廉洁。所以他一生清贫生活,廉洁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