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竹
蔡元培先生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堪称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空中一颗璀璨的巨星。同为绍兴乡贤、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敬挽蔡先生联语曰：“大德垂后世，古今一完人。”
蔡先生的精神是崇高而伟大的，很难以几个方面去概括和表达。他的爱国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学生，对亲人，于公于私乃是真君子；对事对人诚为伟丈夫，拿今天的话说就是他用无限的爱作出无私的奉献。
与时俱进 勇于鼎革
他的一生是紧跟时代的一生，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总是吸取着时代的先进精神，从不保守、永不停步。他从前清翰林而为反清斗士，为民国教育总长；从早晚熟读四书五经，到为革除封建教育制度日夜奔波；从信奉南北统一的国民党政权，到反对独裁专制，主张民权保障同盟，建立平等民主法治制度；从清共限共到信任共产党，寄希望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盼望建立人民革命民主政府，时代的每一进步、国家的第一鼎革，都可在先生身上体现出来。他不讳言自己从旧营垒出来，但他勇于学习先进。在时代风潮中，识别方向，始终在风潮之中，领风潮之先，从而成为时代的航标和革命的旗手。蔡建国先生说：“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如康有为由维新而保皇；如章炳麟本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后来却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了。而蔡先生是“在动荡的时代里，在振兴中国的潮流中，始终追随进步，为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竭尽了全力”。
坚持正义 独立不惧
蔡元培一身正气，对奸佞之徒、虚伪嘴脸恨之入骨。尽管身弱体衰，但正义凛然，不惧风霜。面对国民党专制政府对革命者行残酷镇压，任意杀伐之能事，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于1932年夏积极筹备，于12月底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民权，本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是人民应有之权利。但当时反动政府却肆意践踏，人民无丝毫保障可言，故组织是会。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以个人名义致词说：“我等的对象是人。即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遍人权。”他说人权是超党派的，超越国界的，对已定罪与未定罪的也没有区别。但在当时国民党独裁政府，人权受到极大的摧残，受害人首先是坚持抗战和民主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特务横行，绑架、囚禁、暗杀之风泛滥，但先生坚强不屈，凛然无畏。总干事杨杏佛被杀于街上，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去现场视察，组织善后事宜。在烈士成殓时，举行公祭，由先生主祭并致悼词，致词时泣不成声，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以后又在白色恐怖中，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吊祭，置生死于度外。抗日事起，先生已年届古稀，然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之赤心尤炽。1937年7月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为第二届名誉主席。蔡先生的一生中，时时刻刻体现了他是为国家独立民主奋斗到底的一个伟丈夫。
诚以待人 无所不容
蔡先生是真正的君子。他以俭自奉，以诚待人；责己从严，待人以宽。在日常生活、工作作风、处世之身上无不体现一个大家的风范。特别是他的宽容精神，更是世之楷模，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校方针，让各种对立的学派，完全不同的主张自由竞争，各显其能。因此就滋养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真实学问的年轻学者，由此而酿发了改变中国面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先生兼容精神的历史成果。试想如没有先生的包容兼顾，哪来各种新的主义和学说？又哪有这么多迎潮流而上的文化斗士？所以先生的主校方针，固然改造了北大，更是改变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这真是包容一校而及于宇宙了。在这兼顾包容中，先生特别爱护青年，尤在五四运动中，奋勇营救被捕青年，不惜以辞职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他在学校殷切告诫学生，要以立大志，做大事勉励自己。他向学生提出四事：一立志，二勤学，三改过，四善责。他特别强调德、美育之重要。他要求学生养成博爱人类之心理，服务社会之习惯，故在校办平民讲演会、校役夜班、消费公社等，让学生接触平民百姓，让师生工友团结一心，互相了解，互相服务，从日常生活中养成诚实待人、友爱互助、宽容团结的精神和品德。先生之高风亮节使凡亲自经历过的人如沐春风，永志不忘的。
学而不厌 清廉自守
先生的好学精神是惊人的，他自幼养成勤奋读书，独立思考的习惯，至老弥笃。一生无半日之怠懈，无一事之松驰，故能博通经史，错综百家，学贯中西。先生的好学不是关门读书，不是经院式教学，而且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在使用中求知，使学习与应用充分结合起来。罗家伦说，“常见先生书房中挂了一幅自己的画像，上面题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先生用来勉励自己的学习动力”。
先生的清廉自守是有名的。作教育总长时，自洗衣服，有人来访，穿短袄出迎，还手有皂沫。北大时，月薪六百元，政府克扣，又常周济他人，生活清贫，一餐一喋肉，一碟白菜，几个馒头。任中央研究长时，人见其经济困顿，增薪二百元，被他发现，立即退钱，并告知以后一切照规定办。1935年，蒋梦麟、胡适等决定为先生购一房以作70寿诞之礼。当时先生未有一处住房，全家租屋居住，书籍分藏于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多地。住房为先生当时最为缺乏之物。惜因抗战爆发，此一愿望亦未实现。上海即将沦陷，先生搬居香港。他认为人一要勤勉，多做工作多贡献；二要节俭，少索取少享受，在事业和生活两个方面做到有为而廉洁。所以他一生清贫生活，廉洁自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