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荣
蔡元培先生关注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一心企求民富国强，他尽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推进科学，以达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之目的。他认为人才为国家元气，为了培养人才，他始终主张学生在学校期间，应该珍惜宝贵的时光完成学业，为将来效力国家做好准备，而不应该在学校从事社会事务，因为那是学好本领，从学校毕业以后的事。
1916年年底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因张勋复辟、学生请愿、教育经费拖欠等于1917年7月、1918年5月、1919年5月……多次辞校长职。考察蔡先生的辞职，我们得到一个印象，每次辞职都关乎他的办学理念、人格、职责等原则问题。1919年5月8日的辞职与五四运动有关，我们可以从五四运动发生前后蔡先生的行状看出，他一贯胸中洒落、耿介拔俗的大家形象。
蔡先生爱国救国的思想是一贯的，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8年10月20日，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发起的《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上，蔡先生出席支持并发表演说，称赞他们“志在拯救国家于危亡，深堪嘉尚”。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时，蔡先生为其撰序，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学生唯一之义务在求学，而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从事于唤醒国民的杂志等事，实在是“迫于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向使为学生者得专心求学，学成而后有以大效于国”，才是他最想看到的。这就是1918年5月21日，北大学生为反对签订所谓中日两国《防敌军事协定》而游行请愿时，蔡先生阻止学生上街无效而辞职的原因之一。
蔡先生这种爱国救国思想对学生影响深远。正如南洋公学特班生黄炎培撰文称蔡先生教人的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其所昭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不惟课文训语有然，观出校后，手创学社，曰爱国学社；女学，曰爱国女学。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不错，蔡元培的爱国之心在在可见，他的行动作为皆为爱国心所支配。
爱国救国，空口白话是不能奏效的。蔡先生主张“救中国必以学”。1920年5月4日，蔡先生撰写《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再次阐述：“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大问题，没有学问，怎么解决？……我希望自这周年纪念日起，前程远大的学生，要彻底觉悟，……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
蔡先生一心想读书救国，一心想培养救国人才，不希望学生们牺牲学业从事社会工作，这是他的原则。但当关系国家命运的时刻，他引导并称赞了五四运动，并不是一概反对学生运动，这是他的权变、灵活。蔡先生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都是基于他的为公、为国的大是大非观念。正如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在前清时代，蔡先生与孙中山先生辈同倡革命，与当时的满清政府肉搏斗争，是如何地不畏强御，不为威武所屈！民国成立后，先生为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时与袁世凯奋斗。民八以后，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与北洋军阀奋斗，从不听见先生有一点退让犹豫的表示，恰恰与平时处世接物的谦逊态度成一相反的对照。……在吾国政治家中真是少见。”……无需多置一辞，蔡先生之胸中洒落、气度闲雅、耿介拔俗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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