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在思想和观念层面，新旧争议和派别对立显而易见，学术界将之定位为文化现象，论述范围多不出思想史轨迹。五四之后，新文化人士逐渐分化，日后左右华夏政治走向的国共两党内的一些骨干分子，竟多是“五四大学校”之同门，故有评论谓：两党精英均从“五四事件”中深得启发，一借机建党，一更新重振，演成现代中国之重头大戏云云。实则，就在五四前后，自清末以来所谓“革命”与改良，具体到康梁与孙黄之间的党派矛盾曾有某些侧面“化解”迹象，捐弃前嫌或言之稍过，在民族权益和文化建设这两个关节点上，共谋大局而有限合作，确乎在两党派的首要分子之间有过尝试。梁启超的“研究系”示好蔡元培等半是虚拟半是实体的“北大自由派”，由合力传播学术到欲结政治上之“秦晋之盟”，如此“超党派合作现象”，尽显五四时代的开放性格，也演示着那个时期北方政治舞台知识群体聚集的繁杂面相和多种可能性。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蔡元培与梁启超。
蔡元培与梁启超本来属于同一代人，但是由于政治抉择和党派归属等原因，他们结识甚晚且交往短暂。然而在援引西学、重振中华文化方面，二人又曾彼此借鉴，相互影响，尤其在五四前后的数年内，他们在学术文化乃至社会政治领域还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与合作。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关于“五四事件”的导火索，学界迄今存在着不同说法。有人依据当事人回忆，认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及时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透露给学生，致使原定于5月7日的游行示威提前进行，演成了“五四事件”。实则蔡氏的消息来源得自“国民外交协会”的汪大燮、林长民诸人，而将这一即时外交动态传递给他们的，恰是中国代表团顾问、旁听和会的梁启超其人。梁于5月2日密电汪、林：“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此一爆炸性新闻遂散播开来。故而，有学者据此认定：“引爆（五四事件）导火线的是远在巴黎的梁启超，则是不争的事实。”应当说，在此一重大事件的“启动”过程中，梁、蔡均发挥了其各自环节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之间显然有着事实上的“默契”。
五四之后，梁启超在沉溺于学术的同时，始终不能忘情于政治，他自认：其治学乃“匣剑帏灯，另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他宣传新文化其目的在于“开拓新政治”。当时，梁氏的研究系由于在政坛上几度翻云覆雨，其名声不佳，急需招纳“清流”，改变形象，扩大实力。他们属意于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自由派”。有记载谓：梁游欧归国时，有将研究系正式组建为政党的计划，丁文江、张君劢极力支持，欲以胡适为桥梁，打通北大，推梁启超和蔡元培为党魁，并设想以文化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前驱，只是由于张东荪反对“政教合一”，此议遂搁置。不过，梁启超始终怀有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欲念，研究系成员并没有放弃“合作组党”的努力。
就蔡元培而言，自民国建立之后，对社会政治基本抱持改良调和的态度，他固然厌恶军阀干政，但总期望维系一个统一和平的格局，谋求民族进步。因而对孙中山在南方“护法”自立之举内心颇有保留，曾私下婉劝以至公开通电，要孙“下野”。尽管蔡在政治上归属国民党系统，然而在北大期间，他更多是以社会贤达身份“自由”行动。他的周围聚集着相当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文化或政治领域颇为活跃。虽然，蔡出长北大进京伊始，便向各政团“老实揭出不涉政治之决心”，可是实际上，这位“亦学亦政”的人物，不可能完全置身时局政事之外。如此一来，梁启超与蔡元培之间进行某种政治合作就有了可能。
1929年初梁启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祭吊活动，并致送挽联曰：“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盛赞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中厥功至伟。同时，他还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议案，以梁氏生前对中国学术颇有贡献，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抚恤。此议案遭到胡汉民的极力反对，指责“梁与党的立场冲突，反革命，反国民党”，因而未获通过。不过，蔡元培此举适足代表了知识界整整一代人对梁启超开启民智之历史作用的深切体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