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越文化与绍兴城的发展
陈 国 灿
围绕古代绍兴城的讨论，不能局限于绍兴城本身，而应从地域社会和文化发展演变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和分析。
一、越文化是一种开放的地域文明体系
谈到越文化，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先秦时期一度颇为活跃的於越族，有的人进而将於越文化与越族文化等同起来。确实，越文化的兴起先秦於越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於越文化也在早期越文化中充当了主体的角色。但越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而是一种开放性和地域性的文明形态。所谓“开放性”，是指越文化超越了民族文化因强烈的自我认同所带来的主体意识，上升为多元共融的文化体系；所谓“地域性”，是指越文化突破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结构，形成地域环境下社会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趋向。
开放性意味着越文化具有多元互动基础上的发展机制和调适能力，这也是越文化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先秦时期的於越族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聚合体，而越国的全面崛起又进一步推动了於越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融会。正因为越文化在其兴起之初就是超越民族文化的开放性社会文化，故战国中期以降，虽然越国走向消亡，於越族也逐渐解体，但越文化却仍然延续下来，并在不断吸取和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中显得日益活跃。
地域性意味着越文化具有保持自身特色的内在生命力，这是越文化在讲求高度统一的大一统环境下能够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越国解体后楚文化的大量渗入，还是秦汉以降历代中原政权的政治强力和多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所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冲击，都没有使越文化丧失鲜明的地域个性。相反，通过吸收、整合、改造、升华，不断地充实自身的内含，强化个性特征。
二、越文化环境中绍兴城的历史演变
绍兴城是在越文化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自从周敬王三十年（前490）越王勾践谋臣范蠡修筑山阴城，在此后两千多年时间里，绍兴城址始终没有变动，因而有人称之为“一座稳定性超乎想象的传统城市”。但城址的长期稳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与越文化的发展演变相对应，绍兴城的发展形态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
综观绍兴城的古今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主要是城市形态的初步形成；二是汉唐时期，主要是早期郡县城市形态的确立与发展；三是宋代至明清时期，主要是城市转型和传统形态的定型。
越王勾践时修筑的山阴城，既继承了越国城堡建设的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有的城堡形态。进入春秋以后，随着越国国家组织的日益成型，各种城堡大量出现。如埤中是越王允常的都城，固陵是大型军事城堡，句章（又称句甬、甬句、甬东）和鄞是用以控制东部沿海地区的政治据点。城堡有着相对独立的空间范围和围墙、濠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其内部分布着密集的建筑群，形成较明确的社区布局，由此呈现出与一般乡村聚落不同的空间结构和地理景观。更重要的是，城堡大多属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权力中心，承担着社会控制核心的角色。因此，城堡的发展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的发生过程。山阴城分为小城和大城两重，其中小城作为宫室和政府机构所在地，是城堡形态的延续；大城并不是小城在空间上的简单拓展，而是有别于乡村的商业居民区。可以说，山阴城实际上是城堡向城市演进的过渡形态。
秦统一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以各级政治中心为依托的郡县城市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形式。在大一统格局下，绍兴城也走上郡县城市的发展道路。从秦至西汉时期的普通县城，到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地域政治中心，政治地位的上升，使绍兴城由默默无闻的边陲小城发展为颇具影响的东南都会。及至隋唐五代，随着杭州的崛起及其作为江南南部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绍兴城又由区域性城市降为地方性城市。不过，汉唐时期的绍兴城并不只是一般郡县城市的简单复制，而是呈现出某些与众不同的发展趋向，其突出表现是城市商业的活跃。尤其是在东汉末以降，绍兴城成为东南地区著名的绢米交易中心和商贸都市。从表面上看，所有城市都有一定的商业活动。但绍兴城商贸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乃是越文化根深蒂固的重商意识和求实精神的反映，因而其商业发展的不少方面超越了政治地位的限制。
宋代以降绍兴城的转型，集中体现了越文化灵活应变的特性。从全国范围来看，此期城市转型的核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的显著增强，以及在此基础上都市文明的全面确立。绍兴城在发展前期就已具有这种潜在趋向，因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进一步实现了由孤立个体到开放体系的转变，即由城乡分离格局下的单个城市发展为城乡结合的地域城镇体系。众多市镇在镜湖流域的兴起和发展，意味着原本作为行政控制区域的乡村开始真正纳入到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之中。这仅是城市形态的重大转变，也是发展道路的重大调整：城市的扩张不是个体规模的扩大，而是通过都市文明的扩散，实现地域社会的城市化变革。
三、绍兴城是传统越文化的载体和标志
传统越文化孕育了古代绍兴城的发展道路，而绍兴城又凝聚了越文化的内含和特质。
从纵向角度来看，绍兴城的发展演变过程，折射出古代绍兴地区社会演进的历史轨迹和不同时期越文化的基本形态。越国时代山阴城的修筑，既是越王勾践凝聚人心、励志图强的一个重要举措，又是历史上绍兴地区首次社会开发热潮兴起和开始走出原始状态的一个标志。六朝时期绍兴城的活跃，其背后是绍兴地区又一轮空前规模的开发热潮和南北文化的全面交融。宋代以降绍兴城市形态的转变，其实质是地域社会的深刻变革和越文化的再次调整并趋于定型。
从横向角度来看，绍兴城的文明形态反映了古代绍兴地区的社会特征和文化个性。这当中，最为突出的是三个方面：
一是“灵性”，即灵活求实，不固步自封，集中体现了地域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文化活动的运作方式。
二是“柔性”，即巧于应对，善于适应，集中体现了地域社会的水乡性格和文化活动的行为特征。
三是“刚性”，即刚正坚毅、不断创新，集中体现了地域社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活动的价值取向。
应该说，这三个方面如果分开来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性格，都不是绍兴城和越文化所特有，但三者有机地结合于一体，则成为越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所在。
进一步讲，绍兴城作为传统越文化的载体和标志，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前者体现于特定的地域景观结构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生活方式等方面；后者表现为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精神风貌等方面。
四、对当前绍兴城市和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对传统越文化和绍兴城演变历史的分析，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当前绍兴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
城市是综合性的社会中心，城市建设最关键的是人的问题，更准确地讲是人们市民意识的培育和培养问题。有人将传统越文化的重商观念和古代绍兴的逐利风气视为市民意识的反映，这无疑是一种片面认识。市民意识并不等同于工商意识和注重逐利的行为趋向，其核心是平等自主的社会观、诚信负责的价值观、追求富裕的人生观和自由开放的生活观。应该说，绍兴虽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史，但一直没有形成成熟的市民意识，更谈不上市民意识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导因素，因为越文化就其文明本质而言乃是一种农耕文化，古代绍兴城也一直是农耕文明下的城市形态。
城市是文化融合中心，城市文化建设既要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毫无疑问，现代化是当前绍兴城市文化建设的重点。但文化现代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忽视乃至抛弃自身的特色，也就意味着始终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而不可能开创出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传统越文化在大一统环境下始终保质自身的地域特征，古代绍兴城也因此长期呈现发展活力，不正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实证。
当代绍兴城市和文化建设，还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传统继承和现实创新的关系问题。传统传承不是历史的简单延续和复制，而是在传统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现实创新不是抛弃过去而另起炉灶，而是充分发挥历史积淀实现新的飞跃。只有从碰头会和思路出发，才能真正实现绍兴城市和社会的和谐、持续的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