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士雄
绍兴固然是鱼米之乡,但在过去也是天灾人祸频繁的地方。灾荒，会使大批黎民百姓离井避乡，流离失所，饿殍塞途，如加上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或救灾不力、不当，或中饱私囊，容易激起民愤、民变，甚至暴动、起义，动摇和推翻他们的统治。因此，历代统治阶级对此不敢掉以轻心，不得不重视防灾救灾问题。皇帝为此会下“罪己诏”，省筵撤乐，修德省刑；地方官吏会茹素戒屠，祈求龙王等神灵降伏旱魔之类，消弭旱灾、水灾、蝗灾等。灾害已造成严重的饥荒，就会采取免除或减轻赋税，开仓赈济，平抑粮价等多种措施救灾，其中设立粥厂也是一种常见的救济方法。追溯其历史渊源，见诸《礼记·檀弓》：春秋时期，卫国发生饥荒，公叔文子曾“为粥与国之饥者”。据绍兴地方志书记载，明崇祯十五年（1642），又逢大旱，翌年正月，则大雪成灾，绍兴民众大饥。山阴张陛慈悲为怀，慷慨解囊，捐献了200石粮食，煮粥赈济灾民。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夏之交，绍兴遭受严重的水灾之后又时疫（霍乱）流行，粮荒甚为严重，省、县曾拨出专款8万元，用于购米向灾民施粥。三十五年，水、旱、风、蝗等多种天灾相继袭击绍兴，酿成大灾荒，绍兴慈善机构设法筹得善款，部分用在城区秋瑾、元培等六镇各设施食站，为期2个月，用去1万余斤粮食，有近3万人（次）暂时得以果腹。
有人可能发问：为何施粥而不是供饭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灾民实在太多了，“僧多粥少”，用米煮粥比烧饭能救济更多的灾民和贫民。也有人以为施粥既能达到赈救灾民的目的，又有防止养懒汉的作用。试想，如果让那些壮汉天天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岂非失去救济的本意么？！
旧时，绍兴粥厂的救济对象有贫民，如无业游民、乞丐、孤寡老人和儿童等，施粥地点在城区，时间一般在寒冬腊月；也有灾民，以农民为主，施粥地点城乡均有，时间视灾情而定。从笔者上述举例中可以看出，设立粥厂有官府出面的，也有绅商或有关机构主持其事的。灾荒发生后，官府定会向社会各界劝赈，劝捐，对于那些在赈灾活动中有重大贡献者，官府也会予以旌表奖励。有的绅商则出于桑梓之心和社会责任感，会主动积极设立粥厂行善。如富绅朱阆仙大概从清宣统元年（1909）开始，就个人出资在东昌坊口王广思台门废墟上搭建棚子，砌起六口大铁灶，每年腊月，从初一到除夕，天天雇人烧煮米粥，供应饥民早中两餐。据受惠者高彩霞说，她的少女时代，家里很穷，也不怕难为情，成了粥厂的常客。她还说，他们吃的是厚粥，常常看到胖胖的朱阆仙亲临粥厂，有时用竹筷插到粥中试验厚度。朱阆仙对煮粥是有标准的：插筷不倒，巾裹不漏。就是说米粥是有相当厚度的，水份的比例不是很高，筷子插倒米粥里不会横倒下去，如果毛巾包裹米粥的话，粥也不会滴漏下来，也许绍兴贫民（灾民）有一定素养，大家虽然肚子很饿，但排队等候、吃粥，好像很有秩序，不像有些地方出现挤、抢和其他纷乱现象，定要请来皂役、警员维持秩序。后来，绍兴县商会接收了粥厂，但朱阆仙仍出钱出力，有时也到粥厂转转，以致给绍兴公众造成是他一直主持粥厂这一善举的美好印象和影响。因为朱阆仙办粥厂和做了其他很多善举，徐世昌总统向他颁发了一枚金质嘉禾章，并致送一方“急公好义”匾额，以资嘉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