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汝平
绍兴自古就有文人学士雅集唱和的传统，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曾邀谢安等名士四十一人会于会稽城西南的兰亭饮酒赋诗，开我国后世文人雅集唱和风气之先声。唐大历中，鲍防与严维、郑概、谢良辅、朱迪、裴冕、王纲等人，远承兰亭绪余，联句赋诗，规模盛大，史称浙东唱和。然而在越中文人结社唱和的发展史上，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当是元初众多遗民诗社的出现。而导致众多越中遗民诗社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元僧杨琏真伽发掘宋六陵。所谓宋六陵是指安置在会稽县的南宋六位皇帝的陵寝，它们分别是永思陵（高宗）、永阜陵（孝宗）、永崇陵（光宗）、永茂陵（宁宗）、永穆陵（理宗）、永绍陵（度宗）。如果加上徽宗的永佑陵，实为七陵。袝葬帝陵的还有徽宗郑后、邢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宁宗杨后。此外，还有哲宗孟皇后的昭慈园陵。杨琏真伽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侣，元初被任命为江淮释教总摄，握有相当大的权力，他就是以发掘宋六陵而名垂史册的。
公元1278年12月，杨琏真伽盗发位于会稽宝山的宋六陵，“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肢体，攫珠襦玉匣，焚其，弃骨草莽间”（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后又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其发陵的目的是为了盗取金银财宝，同时也以此打击汉民族的自尊心，摧毁人民的抗元意志。杨氏的发陵之举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愤慨，宋帝陵所在的越中遗民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在封建社会，帝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在，发陵和将陵骨杂置牛羊枯骼之中镇于塔下的行径，无疑是对江南人民感情的最强烈的刺激和最严重的挑衅，于是以山阴王英孙、会稽唐珏为首的节义之士冒险展开了收拾宋帝遗骸的活动，并加以重葬，同时赋诗纪事抒怀，结成了汐社。据方勇先生《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的考证，参加这次活动的成员除王、唐两位外，还有山阴王易简、平阳林景熙、郑朴翁和闽人谢翱等人。汐社可说是在杨琏真伽发陵事件刺激下组织成的越中第一个遗民诗社。“会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盖取诸潮汐”（方凤《谢君皋羽行状》）。
与此同时，王英孙、唐珏、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李居仁、陈恕可、赵汝钠、张炎、仇远等十四人在越中结吟社。先后以龙涎香、白莲、莼、蝉、蟹为题进行赋咏。其多次吟咏之作后汇为专集曰《乐府补题》，凡三十七首。这些词作的主旨大多惝柷迷离、曲折隐晦，颇难捉摸。夏承焘先生《乐府补题考》说：“清代常州词人，好以寄托说词，而往往不厌附会；唯周济词选，疑唐珏赋白莲，为杨琏真伽发越陵而作，则确凿无疑。……王、唐诸子，丁桑海之会，国族沦胥之痛，为自来词家所未有；宋人咏物之词，至此编乃别有其深衷新义。表而出之，亦词林一大掌故，不但补六陵遗事而已。”又说：“大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夏先生认为《乐府补题》与杨氏发陵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学界对《乐府补题》究竟寄托何事尚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其有所寄托则是学界公认的。宋末遗民先后经历三宫被掳、厓山覆灭、杨氏发陵等惨酷事件，任何节义之士都会对此愤慨不平，他们在词中寄托昨是今非、家国身世之痛是很正常的。由于主盟吟社的是王英孙，且吟社中人多为汐社成员，而汐社又是在杨氏发陵事件的刺激下成立的，因此说吟社成员的唱和集《乐府补题》是为杨氏发陵而发，是不无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坐实《乐府补题》篇篇均为杨琏真伽发陵而发，篇篇抒发的是故国之思、黍离之悲，但我们至少也得承认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此类情感的，这也应该是事实。所以夏承焘先生《乐府补题考》指出其与六陵遗事有关，应大致不差。
除汐社、吟社外，当时尚有越中诗社。《宋诗纪事》卷七十九谓天台黄庚“尝客山阴王修竹监簿家，与严陵胡天放、永嘉林霁山游。越中诗社试《枕易》题，推为第一”。《元诗选》收有黄氏《月屋漫稿》，内有《王修竹馆舍即事》、《夜坐即事呈修竹》、《林霁山架阁同宿山中》、《修竹宴客东园》、《月夜次修竹韵》、《修竹宴客广塞游亭分韵得香字》等诗，说明其曾与汐社、吟社中人王英孙、林景熙等人交游，诗酒应酬，心意相投。或许王氏等人本是越中诗社中人，或许虽不是越中诗社中人但参与过该社的活动。可惜书缺有间，已无从详考。另外还有山阴诗社，据黄庚《秋色》诗之注语，他至少曾参加过该社的活动，其详情也已不可考。
有两点必须指出，一是作为一个主要由各个诗社成员组成的越中遗民诗人群体，它是一种比较灵活松散的组织，其唱和活动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方勇先生《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一书认为从《乐府补题》记载的几次吟咏活动和赋咏对象就可看出这一点。因为其所咏的莼、白莲、蟹等物象，乃是江南尤其是越中吟士在不同季节里所吟咏的传统物象。据此，《乐府补题》的五次吟咏活动至少也经历了一年的四个季节，或者竟是在许多年头的不同季节里陆续完成的。再从成员的经历来看，林景熙作为越中诗人群体的主将之一，参与唱和的时间很长。元人章祖程在《题白石樵唱》中说：“会稽王监簿移书屈致，与寻岁晏之盟，于是先生往来吴越间，殆二十余年。”另一主将谢翱于宋亡后，“间行抵勾越，……王监簿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赋咏相娱乐。翱时出所长，诸公见者皆自以为不及，不知其为（文）天祥客也。然终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将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阳江方凤”（胡翰《谢翱传》）。然据方凤《谢君皋羽行状》，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谢翱复往越中唱和，“寻汐社旧盟”，而此时离汐社成立已有十七年了。于此足证越中遗民诗人唱和活动持续时间之长。
二是越中遗民诗社的灵魂人物是王英孙。除山阴诗社外，汐社、吟社和越中诗社都可以看到王氏的身影，这可能和他出身越中望族，家富资财且仗义尚节有关。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宋遗民所知传》：“（王英孙）少树忠勍节，以父任，历官将作监簿，贾似道治第越城，将益宫于王氏，啗以利禄，不为夺。德佑二年春，知时事去，与弟主管官诰院茂孙同月解官归。会郡大饥，倾囷全赈，为衣冠避乱者所宗。”而收拾帝后陵骨之役英孙实主其事，其生性又雅好延揽气节之士，因而凡寓居于越中的宋室故老遗民，几乎无不与之游，使他成为越中遗民马首是瞻的风雅盟主和越中各诗社的实际领袖。清人李慈铭说：“霁山既与玉潜同志相善，而王修竹又为风雅所归，遗民故老，多主其家。……越为东浙望，前将作监簿修竹王公为越望，可见其坛坫风流，胜游推重矣。”（《越缦堂诗话》卷上）正是南宋遗民对王英孙的推戴之情，使得越中各诗社表面看起来似乎各有所属，而实际上并无此疆彼界之分，他们气味相投，互动频繁，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推戴的盟主王英孙。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王英孙陶山书院落成，遂大会故老遗民吟咏于其中，这是越中遗民诗人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唱和活动。到元仁宗皇庆元年（1311）王英孙死，则意味着越中遗民诗人群体已经解体。
越中遗民诗社因杨琏真伽发陵而结成，抒发的多是亡国之痛、身世之悲，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悲痛之情在逐步减淡，其吟咏对象也不再专限于此，但是越中遗民诗人因杨琏真伽发陵的机缘而团聚在一起，吟咏唱和，诗酒应酬，成就了越中文人结社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不能不说是拜杨琏真伽发陵所赐，套用佛学术语来说，那是一种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