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斌
经元善（1841－1903），原名高泉，字莲珊（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剡溪聋叟等，浙江上虞人。25岁继承父业仁元钱庄，并使其一跃成为上海颇具名气的钱庄。1878年，经元善在上海首创“上海协赈公所”，其义赈活动的影响很大，因此很快得到洋务派的重用。1880年夏，入上海机器织布局“驻局专办”商董会办，涉足洋务企业；次年，经谢家福推荐，又任上海电报局会办。他受总办郑观应的委托，努力推进津沪电报线的建设和上海电报局的创建工作。通过其十八年的苦心经营，到1900年电报网已遍及全国，报费年收入增加20多倍，成为当时最成功的洋务企业。
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为彻底清除维新派势力，逼迫光绪皇帝让位于9岁的堂侄，并将于1月31日改元“保庆”。经元善得知这一消息后，竭力加以反对，并于25日 深夜致电北京的盛宣怀，请其联合朝臣力谏。次日盛宣怀复电：“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由于盛宣怀不愿上奏，28日，经元善便用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领衔发出了包括蔡元培、叶翰、章太炎、黄炎培、马裕藻、张通典、吴眺（吴稚晖）、王季烈、唐才常、丁惠康等人在内，共1231人联名通电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清政府放弃此举。
通电发出后，全国掀起了反对立储的浪潮，各地响应的通电、公告纷纷飞向北京。上海工商界还集会研究，如清廷执意不悟，则以罢市相对待。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取消立储改元的计划。
经元善因此得罪慈了慈禧太后。清朝廷以“叛逆”的罪名，下令将其逮捕。经元善逃亡澳门，清政府向澳门总督交涉，要求引渡，葡萄牙总督将其软禁于澳门大炮台。后经亲友们多方营救，经元善于1901年夏获释，9月离开澳门到香港，次年春才回到上海。
关于蔡元培与经元善等人联名反对“己亥立储”之事，高平叔在年谱中表示存疑，其理由是：“检阅他的《日记》和各种记述，自戊戌年九月初八日由北京过上海回绍兴，直至己亥年十二月底，未见其有过上海之行，亦未见其与经元善有何交往，除叶瀚（浩吾）外，与章炳麟、唐才常、黄炎培……等人尚不相识。因此，蔡先生是否确曾赴沪参与商讨签名，尚有待于查考。”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推测蔡元培参与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第一，蔡元培己亥年十二月下旬（以下时间均按农历计），是否有过上海之行，确无记载。蔡元培这段日记正好缺十二月底的最后二十天。检阅蔡的日记，凡是重大事情，如爱国学社、光复会、五四运动等，作为当事人均未给后人留下记载。由此推理，与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商讨签名联名反对“己亥立储”之事，蔡为了谨慎起见，有意回避不记的可能性很大。那段时间，蔡元培应该到过上海。蔡元培有不少同年好友在沪，如张元济、叶瀚等。从日记看，蔡元培从戊戌失败后回乡未与张元济取得联系，直到1899年9月29日蔡从陈正臣中了解“张菊生近状，即作一书，托转致菊生，请其抄严侯官杂著及购公学所编书”。蔡元培与张取得联系后，11月29日学校开始放假，蔡在假期到沪会张元济等朋友，购些教学用品，极有可能。又据吴稚晖1940年回忆，其1890年左右就知道蔡元培的大名，壬寅前三年在上海偶然“一遇”，旁人指曰此即蔡元培，并说“此为43年前我二人相识之初”。如果吴稚晖的回忆准确的话，那么，在己亥年，蔡元培的确去过上海。
第二，蔡元培与经元善在通电前有认识的可能。经元善为上虞人，热心家乡事业，为《上虞县志》采访及劝捐绅董的主要成员之一，对县志的编纂一直十分关注。蔡元培曾于1890年10月在上虞经正书院参与《上虞县志》的编纂工作，尽管其不久辞职离去，但在那段时间与经元善即便没有接触也会有所耳闻。检阅《经元善集》，经元善与蔡元培的同年好友王寄庼、徐焕庭等都有往来，与徐树兰、徐友兰、汪康年等关系甚密，蔡元培通过他们和经元善结识交往，当是自然之事。据何寿樟《苏甘室日记》记载，1903年2月8日，其接“庼柬，属有事至徐蓓之丈处相商。往。则经莲珊、汪穰卿两君商议他事。”说明徐友兰住所是绍兴同乡接洽处。蔡元培往来上海，一般都会去看徐友兰，与经有机会相识。查阅蔡元培的日记，在日记中最早提及经元善是在通电的前三个多月，即1899年8月14日。蔡到上虞分别拜见了徐焕庭、袁宾来、王寄庼、陈春澜等人，记有“此时上虞筹义赈，有经某主其事”，并详叙经元善劝陈春澜出银的经过。蔡元培在上虞前后四天。10月23日，蔡元培又赴上虞。经元善因为在上海长期搞义赈，与上虞方面经常往来，也会到绍兴看望徐树兰，蔡元培这段时间正在徐任校董的绍郡中西学堂任校长，与经元善交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第三，至于高平叔提到蔡元培“除叶瀚（浩吾）外，与章炳麟、唐才常、黄炎培……等人尚不相识”即便事实。其中叶瀚与经元善关系甚好，经元善曾提到叶瀚在“电争之役，名列余之次，是亦可以见其为人”。所以蔡元培即使不与经元善认识，通过叶瀚参加这次活动也极有可能。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廿一日《清议报》所登出的五十位签名人中，除高平叔提到的叶瀚外，蔡元培座师王颂蔚之子王季烈、汪康年的弟弟汪贻年等都与蔡元培熟悉。蔡元培在北京翰林院时，江浙士人走得很近。电争废立虽由经元善领衔，“当日诸君子牵率”，实属偶然。经元善自己也说：“适寓沪维新志士，开名单亦来发电，不期而合，并作一气。仓猝急遽，不遑瞻顾，仆若不在电局，谅未必有此举也。”其实汪康年等江浙派维新人士在这次通电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宋恕曾欣然道：“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蔡通过科举获得翰林，其老师、同年不在少数，在1231位签名人中熟知的同年和同乡肯定更多。
第四，《经元善年表》记载，经于1902年初夏回上海。蔡元培壬寅三月十六（1902年4月23日）日记记载，蔡元培与同乡童亦韩、吕润身“同往桂墅里，访经莲珊（元善），即已亥冬主持电阻立嗣而获遣、逋澳门者也”。这则日记说明：一、经元善回上海的时间至少可提前到1902年春。二、这是蔡元培在经元善回来后的第一次拜访。从经元善出逃澳门后，蔡与经没有机会接触；经元善一回上海，蔡元培就无所顾忌登门拜访，以示慰问，并求教办女学之事，这也可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由此推论蔡元培在通电前就认识经元善的可能性更大。
第五，联名通电反对“己亥立储”之事，是属政治大事，可以名留青史，更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按常理，其责任之重，似乎不太可能请人代签。如蔡本人亲签，事前与经元善、叶瀚等未有接触商讨，恐不合逻辑。退一步说如果蔡元培没到上海，他们至少要用电报征求蔡元培意见，真要代签除非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综上所述，，蔡元培参与反对“己亥立储”签名活动可能性比较大。我们之所以要考证这一事件，除了消除存疑，澄清史实以外，还因为通过蔡元培联名通电反对“己亥立储”一事，对探索其早年思想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蔡元培与经元善等人联名反对“己亥立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蔡元培当时作为一名清朝臣子，还是幻想通过皇帝亲政挽救清王朝，蔡元培尽管没有亲自投身维新运动，但维新派变法以救亡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共鸣。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说：“及八月间，谭、杨、刘、林及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康、梁二氏被通缉，我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翁同和是蔡元培会试正考官，殿试阅卷大臣，故蔡对其执弟子之礼，时有往来。翁后为光绪帝师，支持其变法，虽然蔡元培没有直接参与维新变法，但其内心是向着帝党的。这从他1900年3月写的《上皇帝书》中可以看出，蔡第一稿写得不满意，又写了第二稿。大意也是要皇上亲政或选择好的继承人，认为立“九岁之童子耳，此股主之所必不信者也”。他对谭嗣同尤为倾慕，回乡不久，1898年10月23日日记还转抄谭狱中所作遗诗，这在当时假如查出也是极危险的。1900年蔡元培曾言“维新党人，吾所默许”，1901年又说“侯官浏阳，为吾先觉”，“侯官”即指严复，浏阳即指谭嗣同。经元善事后出逃，血气方刚的蔡元培在正月27日给徐树兰的信中还对其表示不满：“盖元培所慕者，独谭嗣同耳。若康、梁之首事而逃，经元善之电奏而逃，则固所唾弃不屑者也”。这一场立储和反对立储、废皇与保皇之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中维新和守旧之争的继续和尾声。无论在维新派还是守旧派看来，光绪皇帝都是维新的象征，变法的希望。经元善、蔡元培等人要保的，不是专制守旧之皇，而是开明维新之皇。在两年后蔡元培才彻底认识到“清廷之不足为”，从“维新派”转变成“革命党”，在上海投身革命，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在此后几年时间里，蔡元培从思想与实践上，完成了从戊戌时期到辛亥革命的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