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于越
王羲之书法精绝，为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王羲之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而且关心百姓疾苦，在荒政思想与实践方面也多有建树。
王羲之在永和七年（351）出任会稽内史，关于内史一职，《历代职官表》介绍说：“魏晋南北朝仍采汉代郡县与封建并行之制，唯改相之名为内史，在王国中既以内史当太守之任。其职位、体制、组织皆与郡守同。”他在新任会稽内史巡视辖区时发现会稽郡内积弊深重，普通百姓之苦已到无以聊生的地步，恰好又遇到天灾，见此情景王羲之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排忧解难，维持民生，他的荒政思想也在主政会稽期间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1.思想：“移民就粟”不若“移粟就民”；举措：复开漕运。
所谓移民就粟，就是难民迁徙，使之到没有受灾的地方。这种救助方式，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周礼》中记载“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国移民就谷”。意思是，如果不能每人分配到300斤米（一年的消耗量），就可以施行移民。《孟子·梁惠王上》：“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河东就是山西，河内即陕西。山西有灾就移民到陕西，陕西有灾则移民到山西。但自从有了漕运这一良法，一遇到灾年，则以粟就人，而不是以人就粟。所谓漕运，旧指通过水路（间或陆路）将粮食解往京师和指定地点的运输。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曾将山东粮食运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作军粮。到了晋代，由于战争不断，中华大地呈割据局面，漕运久停。“移民就粟”使百姓拖儿带女离开自己的家园，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来说，犹如雪上加霜。再者灾荒严重的百姓食不果腹，将会有很多人因饥饿奔波而丧生，这都是弊端。而漕运以粟救人，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抗灾自救，以免跋涉之苦，这对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漕运于国于民均有大益，王羲之毅然向朝廷建言，希望将复开漕运的事决定下来，并委派臣下实施，到年终以此来考核政绩。
2.思想：救荒之要，贵在及时；举措：开仓赈粮。
开仓赈粮通常被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实则不然。古代很多朝代没有灾害应急措施，动用国库的规矩又定得较死，所以很多官员进行紧急赈灾和自救是要冒被惩罚的危险的，弄不好还要丢官罢职。因为国库所存之粮是上缴朝廷的赋税，每年都有定额，数列细账，动用权在有司，地方官并无权插足。开官仓私自放粮，罪罚可至杀头。所以通常的做法是上报朝廷，请求调来赈灾之粮，但王羲之知道这次天灾并非一郡之荒，“知郡荒，吾前东，周旋五千里，所在皆尔，可叹。江东自有大顿事，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叹，复为意卿示，聊及。”他悲哀地叹道：“时既不能开仓廪赈之。”不得不在违法与救民中作出选择，他认为，救命如救火，只有马上开仓放粮，才能救民于倒悬。他在给上司的信中指出了不救荒将导致的严重后果：“行当是防民流逸，不以为利耶？此于郡为由上守郡更寻详，若不由上命而断中求绝者，此为以利，卿绝之是也。纵民所之，恐有如向者流散之患，可无善详。具闻。”放粮是安定政局的最佳良策。
3.思想：崇尚节俭，以备饥荒；举措：禁酒节粮。
魏晋之际乃酒风颇盛的时代，名士风流离不开酒，世家大族更是视饮酒作乐为生活的一部分，王羲之身为名士，也十分好酒，“向遂大醉，乃不忆与足下别时”。兰亭集会，未写诗赋的人“罚酒各三斗”，这种风气也波及到了民间。但时值灾荒频至，他便持另一种态度了。一次王羲之和他的同僚们被当地百姓宴请，席上自然少不了酒，王羲之酒量很大，但他却端起酒杯踌躇了半天没有喝，众人不解。他回到官府后问手下的官员，本地一年之中用于酿酒的米、麦、高粱等粮食要多少斤？大家面面相觑，只有一人慢吞吞的说数量相当可观。王羲之这才说明自己的意图：这些年灾荒不断，粮食金贵，酒不饮无妨，没有粮食就会饿死。粮食来之不易，我们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储备起来，以作度日之需。于是他自行决定，在本郡断酒，并邀请同僚共同呼吁：“断酒事终不见许，然守之尚坚，弟亦当思同此怀。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禁酒这一举措，在此之前曹操也曾实行过，那是为了在困难的条件下筹措更多军饷用于战争，而王羲之则是为了“救民命”。尽管这是有违于官场之道的，但行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使百姓宁静，王羲之便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4.思想：大灾之年要防民流逸，都邑充实稳定是政治之本；举措：充兵役，重建百工医寺。
北伐军兴，战争不断，东晋出现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百工医寺，死亡绝没的局面。王羲之详细分析了发生这种状况的原由，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减少判死刑的人，让他们补充兵役；判五年徒刑的，“可充杂工医寺”。充当杂工医寺的人，他们的家要移至都邑，否则，逃亡之事仍将重演。移其家“可绝其亡叛”，因为家在都邑生活比较安定，逃跑亡叛必须顾家小，再者都邑范围有限，管理比较严密，全家亡叛很不容易。更重要的是，百工可以生产各种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既可保证朝廷官府和军队的需要，也可以供应市场。医寺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对于保障百姓健康和战时医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重新建立和稳定百工医寺的队伍，事关重要，有了他们，城市就比较充实，他们不叛亡，社会也就稳定多了。
王羲之为当朝大名士，又有王家余威和广泛的人脉，所以他的理政做法都能得到认可，“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二三年下来，会稽郡内的饥民得到及时救助，控制了流民的增多，生活生产局面逐渐稳定下来。会稽百姓也有幸，大灾之年赶上王羲之当任。王羲之曾与谢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士之志，他对谢安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世所宜。”王羲之在玄谈最盛之时，能指出其弊端，而且不主张个人主义，不愿只顾个人享乐而忘记民众，可以看出他的确富有责任心，对人民一往情深，是个富有管理才能又关心民瘼的会稽内史。“自负匡时好才略，彼天强派作诗人”，或许“百代艺人”的称呼，并非是王羲之所乐意接受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