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镛
越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史无明确记载。这一问题虽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并试图作出估计，但由于各人的理解不同，推断的结果往往有很大的差异。笔者就文献所见，作一蠡测。
（1）文献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中留下了若干有关越国人口数字以及可以估算人口规模的有关数字：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句践开始伐吴时出动的兵力是：“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合计四万九千人。
《越绝书·九术》记载，伍子胥谏曰：“胥闻越王句践昼书不倦，晦诵竟旦，聚死臣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
《越绝书·计倪》：“句践行成。子胥争谏，以是不容。宰 许之，引兵而还。夫差听 ，不杀仇人。兴师十万，与不敌同。”
《国语·越语上》记载，句践发布伐吴动员令曰：“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将助天灭之。”
《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记载略同：“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不足，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今寡人将助天威。”说吴国的兵士有十三万人。
《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引《越绝书》曰：“阖庐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卒十余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说吴国的兵士有十余万人。
《淮南子·兵略训》：“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南与越战，栖于会稽；北与齐战，破之艾陵；西遇晋公，禽之黄池；此用民气之实也。”
《墨子·非攻中》：“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当为越，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之方，未至有数百里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墨子说，战国初期齐、晋、楚 、越各有人口数百万。
（2）越国增殖人口的措施
越王句践时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人口的措施：
首先，越国制定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据《国语·越语上》记载，句践下令壮年人不得娶老妇，老年人不得娶年轻妻子；女子十七岁不出嫁，男子二十岁不娶妻，他们的父母有罪受罚；妇女临产时要向政府报告，公家派医生守护，确保母子平安；生下儿子，公家奖给两壶酒、一条狗，生下女儿，公家奖给两壶酒，一头猪；一胎生两个孩子的，公家供给粮食，一胎生三个孩子的，公家供给乳母。句践推行的这套人口政策，确使越国人口有了很快的增长。
第二，越国采取了收养孤儿、救济贫困、宽赋安民的政策。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句践“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国语·越语上》）。“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修令宽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恶”，“富者吾安之，贫者吾与之，救其不足，裁其有余，使贫富皆利之”（《国语·吴语》）。“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国语·越语上》）。这种收养孤儿、救助贫民、宽赋安民的政策，有利于子女的养育，特别是对孤儿和寡妇、贫病无告的人的子女由政府负责教养（“纳宦其子”），因而也就为社会的人口增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使了人口的较快增长。
第三，越国采取了优待政策，招徕四方之民。据《国语·越语上》记载，“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也载，“凡四方之士来者，必朝而礼之，载饭与羹以游国中”，“量其居，好其衣，饱其食”。结果，“四方之民，归之若流水”。
由于上述措施，使越国的人口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增加。
（3）关于越国人口的估计
越国在春秋时期，经过“生聚教训”，越国人口迅速增加当无疑义。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有关这一时期越国人口数量的记载。可以估算越国人口规模的有关数字，《越绝书》有“聚死臣数万”的记载，但数字过于笼统，并不确切。《史记·越世家》的记载，比较确切，当时越国已建立一支五万人左右的军队。路遇、滕泽之先生在《中国人口通史》一书中，认为当时“平均每5人出1人当兵，即户出一兵”，“实行一户一兵的政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如按此估计，则越国人口只有25万。而赵文林、谢淑君先生在《中国人口史》一书中，认为“平均三户二丁已是最厉害的兵役了，即十五人中最多只有兵卒二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如按此估计，则越国人口当有三十六、七万。林正秋先生在《浙江二千年人口发展初探》一文中，按一家四口计算，认为“越国人口即达二十万左右”（林正秋：《浙江经济文化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陈桥驿先生在《古代于越研究》一文中，按两丁抽一的数估计，认为青壮年男子已达十万之多，相应加上等量的青壮年妇女，另外还应按比例加上各占四分之一的不成丁幼年和老人，则当时越国“人口总数约为三十万人之谱”（陈桥驿：《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页）。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每户的人口数：
《管子·揆度》记载：“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则每户人数（开口）为十人。
《孟子·尽心》记载：“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则每户为八人。
《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两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可见平均每户为六人。凡是招用百姓从军、服役，每户正卒不超过一人，其余皆为羡卒。
《周礼》所载小司徒是大司徒的副职，其职权包括对土地和百姓的管理，而且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调查、统计户数，谓之“大比”。虽然，我们不能说那个时期的人口管理制度一定如此完善，但是也不能说是完全出于虚构。不管当时的实际人口管理制度与《周礼》所记有多大出入，在周代已形成了一套人口管理制度是不能怀疑的。至少其关于每户人数的记载是较为可信的。
因此，据《周礼》，按一户一兵、平均每户六人，陈桥驿先生关于越国人口有“30万人”之说可从。
战国时期，越已灭吴，尽有吴越之地，并北上与齐、晋争雄，成为战国初期四强之一。所以墨子说齐、晋、楚、越各有“人口数百万”。这是记载越国人口的唯一数字。墨子之说当然也过于笼统，难以解决当时越国人口的具体计数，但他提出了越国人口的一个规模档次，即“百万”档次，是十分重要的。
越灭吴后，如果以吴、越两国人口之和作计算，当无大错。吴国的人口可由文献所载之兵员数推断，吴国兵力《越绝书·计倪》所载为十万，《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所载为十三万，《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引《越绝书》为十余万，《淮南子·兵略训》所载为七十万。《淮南子》所载显有误，《越绝书》十余万、《吴越春秋》十三万较为可信。
因此，若以《吴越春秋》十三万计，按《周礼》一户一兵、平均每户六人，则吴国人口为78万。所以，越国灭吴后，其人口总数应当在100万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