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斌
蔡元培早年在近代著名出版家、藏书家徐友兰的铸学斋校书时，素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也学会了图书鉴赏和评价。这以后请蔡元培写书评的人一直很多。蔡元培主张“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其不少书评名作，产生过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他的书评据实而发，有感而作，所显示的风格与特色，与其求实求真的人品、学品形成了完美的统一，使人领略到其作为大师的风范和人格魅力。
1902年，蔡元培为麦鼎华译自日文的《中等伦理学》教科书作序文。蔡元培在序中，对中国自古以来伦理学说多批评之辞，认为儒家伦理学说详于个人与个人交涉之私德，缺少国家伦理观念；法家之伦理学说，又偏重国家主义，而蔑视个人之权利。蔡元培就此评论说：中国伦理学多“无条理、无系统”，“‘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甚不适于教科之用”。在晚清科举制度还未废除时，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倡导新学、要求改革，大胆提出使用了数千年的“四书、五经”已经不合时宜，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对清政府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也在学界产生了发聋振聩的影响。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此书尤为气恼。张认为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他既对麦鼎华的译书不满，又把蔡元培评论斥之为“谬妄”。清政府学部认为，这本书中西学说杂揉其中，蔡元培序文，尤多荒缪，大逆不道；并下令加以查禁，但“各省中小学堂仍多用之”，并在1908年又重印了一版。由此可见，蔡元培评价图书具有非同寻常的眼光和不同凡响的社会影响力。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曾为青年学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书评。蔡元培认真细读该书后，把它放到同类著述中进行比较研究，着力阐发了该书的四大特点：第一，用证明的方法；第二，以扼要的手段；第三，采平等的眼光；第四，作系统的研究。蔡元培的这一评论被学术界视为公允的权威定评。冯友兰也认为：“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他特别举出“扼要的手段”一点议论道：“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作为学术书评的代表作，该序能得其佳胜，又能识其大体，是足以服人的“知人论世”之作，充分显现出蔡元培厚重的学术功力。
据《胡适评传》作者章清说，商务印书馆因蔡元培推荐而接受这部书稿时，也曾表现出少有的勉强，担心出版这样一部用白话阐述古代典籍的不伦不类的书稿，既无销路，也有损出版社的声誉，只因碍于蔡的面子才花30元稿酬低价买下。此书1919年初正式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三年之内，再版七次，其销路之广，影响之大，大大出乎作者和出版商的预料。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由此确立。当时，蔡元培以国学宿儒、学界领袖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在序言中奖掖还没有名气的学者胡适，使其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胡适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是心怀感激，说自己的“青年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他底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渡过”。蔡元培这种慧眼识英才、积极提携后学的优秀学品从中可见一斑。
1933年4月，蔡元培为在押的所谓“共党要犯”陈独秀的《独秀文存》再版作序。当时身为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南京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援陈中心。陈独秀被捕后，生命危在旦夕，蔡元培四处奔走，呼吁“宽释陈独秀”。为此他和杨杏佛受到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书面警告，称其“请宽释陈独秀”之举，乃是“徇于私情，曲加辩护，为反动张目”。但蔡元培不为所惧。他在《独秀文存》一书中写序，不只是表明其本人的政治态度，更是通过其自己在当时的影响力，去营救陈独秀。为以昭信实，蔡元培的序言用原稿手迹铜版影印，不仅署有真姓大名“蔡元培”，还钤有“孑民”的朱文印章，并特意提及自己刚去看守所探望过陈独秀一事。蔡元培在序言中充分肯定《独秀文存》再版的学术价值及其生命力：“这部《文存》所存的，都是陈君在《新青年》上发表过的文，大抵取推翻旧习惯，创造新生命的态度；而文章廉悍，足药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序言正好写在第一次庭审期间，蔡元培此举给在狱中的陈独秀莫大的精神支持，也是对即将来临的审判的严正抗议。在蔡元培的号召、影响下，一批北京大学教授以及业已成为政要的原北大学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最终迫使蒋介石放弃对陈独秀的军事特别审判。蔡元培在《独秀文存》一书的序中，表现出敢于抛弃政党政治的偏见，知才护才，奋力营造自由正义的社会环境，这种高尚的人品令人肃然起敬。
蔡元培为学兼收并蓄，作序严肃认真。当时，请他写书评的人很多，除了一般性的推荐图书和简单题辞以外，对于真正的书评，蔡元培从不草率应付。即便遇到好友，也绝不轻易下笔。蔡元培会试时座师王颂蔚之次子王季同（字小徐），与蔡元培交往时间长达四十余年，第一次请蔡元培写序，蔡过了近两年才动笔。
王小徐“以数学家治科学，尤长于电机工程”，对佛学也颇有研究。1930年，小徐请蔡元培为其《佛法与科学比较之研究》一书作序。蔡感到难以胜任，便于同年6月20日，致函给同住在上海的胡适，请其代劳。信中写道：“小徐先生之《佛学与科学》，久搁弟处，……先生写哲学史，正涉印度哲学输入时期，或顺便作一首较便。小徐说：‘反对尽不妨。’”胡接信和书稿后当日草就。其实蔡元培对佛学也有所研究，早在1900年就写过《佛教护国论》，平时与小徐就佛学也有所交流，但蔡还是不肯轻易动笔。直到过了近两年后，即1932年1月才交卷，与胡序相隔一年半之久。胡序对王批评尖锐，蔡序则较婉转，从蔡元培给胡适的信，可以看出蔡元培是赞同小徐“反对尽不妨”的书评观点，认为书评不一定全是肯定，提出反对意见，开展学术争鸣，更有利于学术健康发展。
身为通才的蔡元培，其所写的书评比较宽泛，涉猎的学科也比较多。然而，对于请他写书评的人，蔡元培并非来者不拒，一概答应。在三种情况下，他不写书评。
一是对不很熟悉的学科不写书评，以免误人子弟。1923年留学法国的北大学生汪奠基，翻译了《新几何》、《几何原理》两书，并合印出版。他请蔡元培作序，蔡以“然弟未曾研究此学，岂敢妄谈，想先生亦能谅之”而婉辞。1939年11月8日，蔡元培收到王小徐来信，又一次请蔡为其《因明入正理论摸象》著作写序。蔡元培先答应下来，后写信给出版家王云五，索取小徐书稿。阅后给王云五回信：“奉复示，并赐借王小徐兄之《因明入正理论摸象》稿本，甚感。读一过，觉作序甚不易，因弟平日未曾研究因明也。”当时书稿已在出版社排印，蔡元培通读书稿后，感到确实不好懂，如细细阅读恐耽误出书，但自己又不愿草率行事。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读《因明入正理论摸象》一过，不易了解，又无暇详读，不能作序”。最后改为题写书签。从蔡元培以“未曾研究”为由，拒为两人写书评看来，他写书评须对其著述的学科有所涉猎，对评论之图书有所研究，否则就不肯动笔，其严谨之学风可见一斑。
二是对内容有明显缺陷的图书不写书评，坚持学术求真。蔡元培在1901年5月13日记载：“沈玉霖来，以《古今四大家策论》索序，一善化人从《何博士备论》、《龙川集》、《壮悔堂集》、《魏叔子集》选出者，不伦不类，却之，并劝勿印”。《古今四大家策论》是一本专为学子应付科举考试而编的集子，蔡元培中举人，点翰林，一路顺畅。编辑者想假借蔡元培之名，使书更有销路。没想到蔡元培不但不肯写序，反而劝其不要出版这种东拼西凑、坑害学子的文选。1913年吴稚晖写信请蔡元培为宁君书作序。为了不拂老朋友的面子，蔡答应写序。但蔡元培通读全书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议论，尊英仰法，有太武断处。弟以其人勤恳而虚心，可以尽言”。他以为该书既缺乏真实性，又存在明显偏见，也就顾不得介绍人老朋友吴稚晖的面子，直言相告“所见不同，而不为作序”。蔡元培定居香港时，通过刘海粟认识港穗名画家鲍少游。1938年蔡在日记中写道：“君所长者画，无图而先印诗，殊不妥；又君所长者花鸟写生，而今第一首之《凤凰》与其后之《精卫》，均得之传说，而非目见者亦未安。请于此两点参考后，再谈作序题”。蔡元培对鲍少游可以说是比较了解，知其所长所短。尽管蔡元培最终没有为鲍少游作序，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他们此后还常有书信诗画往来。上述三例可以看出，凡蔡元培允诺作序的书，他都要经过非常认真的阅读，连细微末节都不肯轻易放过。即便是朋友熟人，他都实事求是，不因友谊而失公正，不能为之则不为。伍杰说蔡元培书评中“很少贬人，很少批评”。其实，不贬人为真，而少批评未必。蔡元培看过书稿后，一般都会当面给作者指出不足之处，让其修改；或在书评中以希望、建议婉转提出。他重视书评的学术批评是一贯的。
三是对未认真研读过的图书不写书评，做到不草率应付。1934年华澹如请蔡元培题词，蔡回复：“接读大函，嘱题《青年成功之路》一书，该书内容，未曾阅读，实未便题词。”即便是翻阅过，但未全部阅读的书，蔡元培也不肯下笔。1933年蔡元培同乡好友俞大纯请其题序，蔡回答：“奉复示，并《东北实地调查记》大稿，敬悉一切。大稿材料，极有价值，文笔亦甚畅达。弟为他种工作所羁，未能全读（恐久阁误印刷之期），亦无暇作序，谨题数字，借表欢迎。”1917年《中国黑幕大观》一书的编者路滨生，曾写信给蔡元培，要蔡为其书写序言。蔡元培回函中，既对路滨生的“救世苦心，深所钦佩”，又“因未读全书，率尔发言，不特自轻，兼亦轻大著也”，婉言谢绝写序。路滨生就以蔡的拒绝信代序，这恐怕在书评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蔡元培看来，“未曾阅读”、“未能全读”其书，就草率写书评，是一种既轻视自己，又轻视作者劳动成果，违反学术道德的不负责行为。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以无暇阅读书稿，而拒写或转请专业人员写书评的记载，至少还有几十处。做学术文章当先做好道德文章，这方面蔡元培谓之学人楷模。
在中国书评史上，蔡元培的书评占有一定的地位，其对中国书评事业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他的书评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我们认为恐怕不能仅仅归结于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地位。其实，一篇书评的优劣与作者的人品、学品也是紧密相关的。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蔡元培求实求真的学品、人品成就了他的书评事业。面对当下愈演愈烈的浮躁的学界风气，反学术腐败的呼声也日显强烈。有鉴于此，静下心来，读读蔡元培拒写书评的这些事例，品味先生为学中的道德风范，那么，我们就会感到，确实需要为恪守学术道德、加强学术规范、净化学术风气更多地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