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能成
寿鹏飞（1873—1961），字洙邻，名鹏飞，谱名祖泗。绍兴三味书屋塾师寿镜吾次子。他撰写的《方志通义》刊行于民国30年（1941）。书中不分篇章，亦无标题，内容包括方志定义、方志体例、方志编修和旧志评议等方面，且偏重于理论阐述，大都围绕志义展开，于方志的具体编纂，也略有论述。此书的成书年代正是中国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积贫积弱。寿鹏飞曾是一名政府官员，作为一介知识分子，他关心国家，关心民生，希望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要求编纂的地方志书中“痛陈疾苦”，要为人民而作，是地方志编纂的应有之义。
1. 关于“志义”
《方志通义》的主要理论就是“志义”说。“志义”，即纂志宗旨。寿鹏飞认为，“纂志必先定志义”。志义应“正人心，敦风尚，明正谊，重治规，穷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求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枯荣，……足为治理龟鉴”。他在《方志通义》中讲到：“清初作者，承明季人民水深火热之后，仰体朝宁思治之心，往往有为民请命，痛陈疾苦之作，如纪克家《文安县志》；姚某《雄县志》皆能道达民隐，抗言利病；而陆稼书《灵寿县志》，尤以爱民为心，慈祥恻怛，开陈大计，安定民生”。在寿鹏飞看来，“此皆得方志之真义”。同时也批评了乾嘉时期的一些志书的通病，他认为，乾嘉时期的志书，作者大多“讳言时政得失，乃渐流于歌咏升平堆砌词章之习，庸猥肤陋，乱杂无章。实斋（章学诚）所谓‘摘比似类书，注记如簿册，质言似胥吏，文语若尺牍’，志体之颓，于斯为甚”。他还说：“方志撰述，最忌胸无主旨，随俗论为转移。……故非俗有体用，抱济世安民之略者，为足与言方志之撰述。”
寿鹏飞的志义说，超越了旧志的资治思想，不再局限于为当政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是站在平民立场，秉笔直书，为民立言，针砭时弊，救世兴邦，具有较强的民主主义色彩。他还说：“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所作。”他反对修志为“官中纷饰政绩，文士标榜风雅之工具”。在这里，寿鹏飞实际上在告诫修志之人，无论何时，志书都要以民生为重，要为民立言，救世兴邦，也就是说，志书就是“资治、教化”之书。
2. 志书选材
为了体现志义，寿鹏飞提出志书要注重选材。他主张志书选材要以是否有益于治道为标准，因义剪裁，详简有度。他说：“方志记载，不贵应有之尽有，而贵应无之尽无。”还曾说：“文字贵有剪裁，方见明洁。……史迁叙三千年事，用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用八十万言。于此见二书之优劣，虽未为定评，然若不提要删芜，则一事一物之考证，引而申之，将不胜文字之苦，而正义转晦矣。”也就是一部书的优劣好坏，不在于文字的多少，而是在于“不贵应有尽有，贵应无尽无”，“与其强所不知以求其备，不如付之阙如以待来者”。也就是说宁缺毋滥，且详简有度，因义剪裁。要把志书修成“补郡国利病之书”。他把因义剪裁的原则，具体总结为修志“十四宜”和“十三忌”。所谓“十四宜”即：“志山川宜详脉络源流；志地理宜详阨塞夷险；志政教宜详得失利弊；志民生宜详疾苦创夷；志风俗宜别邪正淳漓；志掌故宜别旧制善否；志财赋宜详民力负担；志食货宜详生计荣枯；志人物宜善不掩恶，勿详个人琐事；志金石宜略记大凡，勿为文字考据；志名胜宜纯任自然，勿作诗文点缀；志艺文宜著录典籍，勿羼文字篇章；志实业宜确登实况，勿为凿空之谈；志故事宜剪裁取舍，勿骛多多之善”。他又说：“方志所忌：志政治类报告书；志艺文类文选楼；志名胜类诗文汇编，类卧游清福编；志金石类考据家，类收藏家；志人物类家传，类谀墓文，类履历书；志山川类点卯簿，但存其名；志食货类万金账，不计赢亏；志风俗类行乐图，不别善否；志建设类工程师，不顾民力；志故实类琐闻录，以多为贵；志财赋类收税员，孳孳为利；志实业如入万宝山，目不暇接；志教育如外国奴，五体投地。”总而言之，就是志书的选材，“一以志义为归”。
他还谈到志书编纂内容中的具体问题，诸如名胜入志、人物列传、艺文入志等问题，及其志目分门、修与续的问题，这些对于我们新一轮修志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志目分门”，要“各以类从，分列诸目……因地制宜，或分或并，或增且删，不拘一格”；再如志书的“修与续”的问题，他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他说：“实斋论修志，宜续前，不宜创作。若夫袭旧志之记载，即毁前人之成书，引为文人之不德，此诚自来通病。夫志而曰修，即不宜推翻昔研，自矜新著；续前之法，莫如断代为书，既使旧志之并传，亦觉瑕瑜不掩，即前志义例过乖，有改弦更张之必要，亦当听其并行，无使毁灭。惟本无志乘，始可以言创作耳。”这里实际上讲到续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续志宜承前志，当前志“义例过乖”时，才“有改弦更张之必要”。何谓“义例过乖”，笔者理解为一是前志本身所设纲目和内容不好，二是“不合时宜”，也就是说没有与时俱进。
3. 关于体例
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也论及了纂修志书的其它问题。在书中还专门写有一篇关于《读实斋书质疑》文章，对章学诚在方志和史学方面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如“志例”与“志义”的关系问题，在寿鹏飞看来，尽管章学诚说“志者史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又说：“例以义起”，“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也就是说“义”重于“例”。但章学诚却拘于“述而不作”之例，注重于“述”，于“述”之中见“义”。寿鹏飞说：“方志起例之严，始于实斋章氏。实斋自负史学专长，欲以史法律志，但其所谓史法者，仅注重于古人师承家法，而于史家大义微言，劝惩法戒之精神，则略而不言。……”所以寿鹏飞认为应该突破旧志述而不作的窠臼，创建适于志义的述而有作的新体例。“作”的意义在于以讨论的形式揭示现象所包含的规律性。其与“述”的关系有二：一是述而后作，即“于记载正确之余，参以指陈得失之论”；二是为述而作，即“别嫌疑，明是非”，“敷陈要义”，“指陈得失”。
与此同时，寿鹏飞也认为“有例胜于无例”，志例是志书内容的体现，要根据不同时、地而定；志义才是决定志例的根本，志义又不可与志例分离，志例是为了体现志义；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本末倒置。如果拘于志例而忽视志义，就难以编出佳志。
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所讲的“志义”、志书选材、志书体例及有关编纂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修志为民”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今新一轮修志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值得我们修志工作者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