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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徐关系及文化交流的考古资料

2007年07月02日 00:00  点击:[]

孟文镛

在周代被称之为“淮夷”居地的淮水中下游地区,主要是徐和舒。徐在淮北而偏东,舒在淮南而偏西,彼此族类相似,文化相近。徐人贵族文化素养在长江下游是最高的,其青铜器形制古朴,纹饰细致,铸造精良,铭文字体秀丽,措辞典雅。舒人的文化素养虽不及徐人,他们的铸造技术则不让徐人,舒墓所出青铜器中的牺形鼎、平盖扁鼓腹鼎、异形盉等独具特色。

徐人在商末周初已是东南大族,在淮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方国,曾受到周王朝的多次征讨。《史记·周本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诗经·大雅·常武》又叙述周宣王南下淮浦“濯征徐国”之事。《左传》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记载,“徐人取舒”,徐所以征伐同族舒,说明了徐有兼并群舒而成为大国的企图。但好景不长,《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记载,“楚人伐徐”,“败徐于娄林”。楚人不断东进,至庄王时,已达皖东,群徐为楚所有,徐国因此一蹶不振。吴国崛起以后,吴楚交战,争夺江淮地区,徐国也是首当其冲。《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入州来,同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徐国因此陷入吴楚相争的夹缝中不能自拔,沦为吴、楚交替控制的附庸小国。至公元前512年,吴灭徐,徐王章羽逃亡楚国,结束了徐国的历史。

徐人由于所居地理位置邻近中原,在历史上与华夏有着悠久而密切的交往,徐人的文化也有较多的中原文化成分而高于春秋以前的南方其他蛮夷,以致往往被视为诸夏的一员。《左传》僖公十五年即云:“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不过,徐文化始终保持了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而且与吴越楚文化颇多相似之处。出土的徐人青铜器,在造型和纹饰上往往接近于楚人的青铜器,而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风格,徐楚吴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李白凤《东夷杂考·徐夷考》认为“从徐夷的居地和文化发展方面来研究,……和所谓‘诸夏’也有其不同处;就是在青铜文字中,它的风格也有其特殊性,它不仅发展成为春秋以后的吴、越文化,甚至荆、楚文化也受到它极大的影响。”

越徐之间的关系就文献记载而言,仅见于《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记载:“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即《左传》所言“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当时徐、越一起参加了楚灵王率领的八国军队攻伐吴国的军事行动。但是,考古资料却较为充分地反映了越、徐关系及文化交流的情况:

前些年曾于绍兴地区出土两件越国青铜戈,上面铸有铭文,可惜两戈均己流入民间,铭文较多的一件现为澳门某收藏家所得,另一件现藏绍兴越文化博物馆。据曹锦炎先生《越王得居戈铭文考释》,作器者为越王得居,即越王允常。铭文记载了越国先称王、铸造铜戚佐徐国称王的内容,为史籍所失载。通过铭文,不仅印证了越国自允常始称王的史实,而且使我们了解到越徐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弥足珍贵。

绍兴306号墓出土青铜鼎三件,其中一件汤鼎自铭为徐器,另有一件铜炉也铭为徐器。汤鼎为小口,短直颈,扁球形腹,三蹄足,环形立耳作双头龙纹曲体拱背之形。覆盘形盖,环形盖钮,另置三个立兽形钮。盖面饰交龙纹,绹纹,及变形蟠螭纹,腹部饰火纹一周,以变形蟠螭纹及绹纹作其边框,上下有三角形纹作界栏。盖内,器盖铸有相同的铭文四十四字。据董楚平先生《吴越徐舒金文集释》考证,吴灭徐后,可能徐国的一支残部退到越地,得到越国的保护,此鼎可能是徐人入越以后在越地制造。其铭辞的性质是徐人对祖先神明的郑重宣誓,内容充满着对徐人故家遗俗的怀念和国家灭亡的忧耻之情。

绍兴塔山公园扩建工地出土了一件青铜甬钟,甬作上小下大的柱状形,上模印云雷纹饰间以蟠螭纹。有鸟虫书铭文50字。据曹锦炎先生《自铎铭文考释》,器主为自,器名称铎。铭文说的是,有个叫“自”的人,他是“足利次留”的长子,徐王“旨後”的孙子。他选择好的铜(吉金),铸造了这件被称之为“铎”的甬钟。从铭文书体看,是典型的越国鸟虫书风格,尤接近于宋代出土的越王者旨於赐钟,但铭文却注明是徐器。从铭文内容分析,这是徐人流亡越地后所为。因此,这件青铜甬钟的铸造地,当在越国故都绍兴,其具体年代约在越王句践晚期或稍后。

著录于宋人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之利钟》,据董楚平先生《吴越徐舒金文集释》考证,为越王句践的铭功重器。铭文记载,在句践灭吴以后的庆功会上,有“余(徐)之客”与“诸侯”一起往庆,并献上“万年之后,世代自宁,四啚(鄙)同安”的贺词。“余之客”,是客居越国的徐人领袖。吴灭徐后,徐人流寓越国各地,吴是徐、越的共同敌人,在越灭吴过程中,徐人可能起过作用,故得参加庆功盛会。亡国徐人,已非诸侯,故在“诸侯”之外,另列“徐客”,客字更切合当时在越徐人的身份。

安徽淮南蔡家岗蔡声侯产墓,出土越王者旨於睗戈二件。蔡声侯是蔡昭侯的孙子,蔡昭侯死于公元前491年,蔡声侯即位于公元前471年,相距二十年。这期间的最大事件是越国灭吴兴霸。蔡昭侯墓有楚国器物,而未有越国器物;蔡声侯墓没有楚国器物,而有越王者旨於睗戈二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时越国势力己跨过长江进入淮河流域,与蔡国发生接触。《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这二件戈的出土地点,或可印证文献。此二件戈入蔡时间当在者旨於睗在位期间(公元前464年—前459年)。据董楚平先生《吴越徐舒金文集释》考释,戈铭曰:“癸亥,余(徐)侯之皇,戉王者旨於睗”。徐、越皆为吴近身之敌。徐亡前后,至少有一支徐国王族得到越国庇护,流寓越国境内。到者旨於睗时,可能封境内的徐人领袖为“侯”,徐人则尊称越王为“皇”。淮河流域是徐人的故土,蔡国境内及其周围地区必有不少徐国遗民。蔡为姬姓,徐为淮夷,者旨於睗为了控制淮河流域,可能要借重蔡国作为监视徐人的前哨据点,故赠以错金铜戈一对,自铭为“徐侯之皇”。

以上考古资料,充分说明越、徐之间确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绍兴一再出土有铭文可考的徐国青铜器,为徐、越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也说明徐人曾活跃于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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