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林国锦
专家名片：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HISTRO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学报》）编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编者按：葛剑雄教授是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前不久，葛教授就地域文化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接受了我中心的访谈，现予刊发，以飨读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葛教授认为地域文化就是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类型，它和周边的其他区域的文化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如果一个文化主要部分都跟周围文化一样的话，就谈不上是一个地域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南方地域文化区域类型比较多，而北方比较少。因为北方地势平坦，相互联系、传播比较快，很难再细分；而南方有时一个县里就有好几种文化类型，城市跟乡村就不一样，所以在一个大的地域文化区域内，还可以分为成几个亚区。总而言之，定义一个地域文化，或者一个文化亚区，一定要找出它不同于其它地域文化的地方，如果都一样，就谈不上地域文化了。
葛教授说，我国比较早就开始了地域文化的研究，司马迁就注意到了“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当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就注意到这问题了。不同区域，不同风尚。中国注意地域文化历史是很悠久的，很多地方以后的地方志都有专门的风俗志。《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应该是古代比较系统的这方面的著作。但应该承认，自觉地把它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并且具有一定学术规范，应该是在西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传播进来之后兴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门新的学问。一般认为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形成的。三十年代开始就比较自觉地开始做这项工作了，那时候主要组织做全国各地的风俗志。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兴起应该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到今天。
关于越文化研究，葛教授说越文化研究要区分不同阶段，最早我们讲的越文化是当时越国的核心地区，越国扩大到达的地方毕竟时间有限。越国曾经灭亡过吴国，版图曾经扩大到山东琅琊，但毕竟年代久远，且统治时间也很有限，所以越文化主要还是古代越国的核心地区，而不是扩张地区。吴越文化是有区别的，春秋时期，它们的分界线大概在今嘉兴一带。会稽郡郡治原在苏州，后会稽郡分为南北，北边叫吴郡了，会稽郡就到浙江来了，这时浙东、浙西都可以说是越文化区。杭州兴起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又进来大批移民，杭州越文化特征已经不明显了，杭州方言中已带有北方口音，组成成分也变了。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越文化主要区域就在绍兴府了。地域文化研究应该考虑到在不同的阶段的地域范围是不同的，研究要抓住其核心区域，而不要边缘化，夸大地域文化的范围，因为那些边缘化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葛教授认为，地域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差别，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都有其合理性，不合理的文化就不会在历史上延续下来了。比如说，以前豫东和淮北一些地区农民家里没有家具，就一根绳子，一件棉衣，即使有了些钱，他们也宁可用来吃喝，其原因除了穷外，还因为黄河流域经常闹水灾，东西经常都被冲走，所以，当地人宁可有钱用来吃喝，而不愿用来置办家具。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单纯说它好还是不好。再比如，祭神迷信，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没得到保障，需要神的庇护。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些文化在今天已经不适合了，但是，它能长期保留下来，就自然有其合理性。我们对其他地域文化要尊重、理解，而不是批评，不能有地域歧视。
谈到当前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在全国兴起，葛教授认为地域文化热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比较重视地域文化研究。重视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学术研究上的重视，也有为了现实利益的重视。比如为了商业目的，因为旅游文化、人文资源都是旅游中的卖点，还有，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目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改革开放后，政治气氛比较宽松了，这是地域文化热的重要原因。以前不强调研究地域文化，不强调地域文化差异，强调全国各地一样，或者进行片面的教条化的研究。以前地域文化研究往往是带着政治上“封资修”的观点来研究的，被视为不好的东西，而现在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地域文化了。另外，现在地域文化研究人员的队伍扩大了。这也是地域文化热的一个原因。
葛教授同时指出，地域文化热是好事，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带着功利化眼光看地域文化，片面强调自己地域文化的优越性，有狭隘的地方主义倾向。不管事实，抢名人、争资源、争冠名。再就是片面夸大自己地方特色，把一些糟粕也说成精华，故意把希奇古怪的东西拿出来，耸人听闻，以满足人们猎奇心理。有些地方，把一些只是个别人的习俗夸大为整个地方的习俗。这些，都影响到地域文化的客观性。还有，开发性的破坏值得重视。有的地方挖掘民俗，只是一味迎合现在需要，真正民俗文化遗产反而没能保留下来。有保留价值的民居随便拆迁，随便改造，真正遗产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没有处理好保留遗产与当地发展之间的关系，往往走了两个极端，一讲保护，就全部不开发，做成活的“博物馆”；一讲发展，就要全部推倒重来，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地域文化研究往往跟地方利益、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是一把“双刃剑”，地域文化发展的繁荣主要还是得益于地方的支持，而地方又往往看重是现实的功利，而不是学术，将来可能会带来问题。葛教授认为正确的发展趋势应该是：地域文化的研究是需要地方支持的，但作为研究是学术的，不带功利的，在应用推广层面上，可以有所选择。
谈到如何开展地域文化的研究，葛教授说，按一般做学问通例，要严谨，要从事实出发，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而不要站在我是当地人一分子的立场上，不要带着我要为地方做事的功利目的去研究，这样是研究不好的。具体的方法要讲，一定要把事实弄清楚，再进行比较。不能你说有特色，就有特色的。比如有人说你是第一，那要指出第二、第三在哪里？没有第二，第三，那第一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的。这些是不对的，学术研究是很严谨的。此外，地域文化研究是有一个共同的空间的，首先要划定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然后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地域文化研究，不能研究这个地方的人物采用一个地域标准，研究这个地方的民居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当然，它还要跟时间联系起来，比如研究春秋时期越文化，那就是越国范围，南宋以后，杭州也包括了进去。嘉兴一带有些地域越文化的特色已经不明显了，因为它们受吴文化的影响，这些，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研究的。
葛教授指出，我国地域文化缺少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宏观、微观两方面研究都还不足。宏观方面就是贩卖一些外国概念，并没有真正深入的理论性研究，微观也受到狭隘地方主义影响，总要夸大本地方地域文化，研究得也还不够。要真正做好地域文化，研究者要回到学术研究本身，把研究跟应用分开，比方说一个地方研究结果表明，这个地方有很多恶俗。我们研究它，揭示它，可以给后人带来教训，研究后，留在资料上就够了。把地域文化研究层面跟应用层面分开，并不是反对应用。应用是可以有所选择的，我们地方政府可以选择其中精华来进行宣传，放弃糟粕。推广应用的东西是可以根据需要有所选择的。
葛教授说，地方上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如果能处理得当是有优势的，因为地域文化中，很多资料是没有书面记载的，需要进行实地考察，本地人做这个工作最合适。本地人有比较密切的社会网络、师承关系、家族关系网。还可以得到一些地方支持，但也要看到有利的同时，也会有弊。
应用层面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让本地人知道自己的文化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另外，随着经济发展，人们余暇时间增多，人们对精神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地域文化对当地人来说是很好的精神文化，因为它们能使当地人感到亲切，增加乐趣。
对于应用层面来说，可以选择当地的优秀文化来弘扬。广大公众没有必要全部了解当地的文化，政府、学术界要选择本地域文化中那些最光荣、最自豪的事例让广大公众了解，以激励公众。这跟专业研究是不同的，应用层面可以有所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教化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