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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楚平研究员谈吴越文化

2008年05月05日 00:00  点击:[]

董楚平研究员谈吴越文化

专家名片:

董楚平,浙江玉环人,1934年出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越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古文字学、神州学、文献学、训诂学、考古学、史学等领域,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历史研究》《民族研究》《考古》《文史》《古文字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著有《楚辞译注》《吴越文化新探》《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等专著多部。

编者按:董楚平研究员是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他的很多观点和著作对越文化研究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现摘录部分,与读者共享。

汉代的吴越文化

过去,研究吴越文化,人们都把精力集中于先秦时期,那只是狭义的吴越文化。广义的吴越文化,应包括古今。作为广义的吴越文化,汉代是文化转型的关键阶段,非着力研究不可。

先秦时期的吴越文化,虽受华夏文化的深度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夷越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越文化,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吴越文化的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越地区的越人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越,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越文化的民族性随之激变。文化转型的趋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展开的。到西汉中后期,皖南、宁镇、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已基本汉化。到六朝时期,浙江南部地区也由北向南渐次完成汉化。

西元前222年,秦灭越。次年,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与鄣二郡。会稽郡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到东汉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不再是“无千金之家”的荒凉之地。从西汉到东汉,吴越地区人口是增加了,但增加得并不很快。西汉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称会稽郡,有223038户,1032604人。东汉时期,这里分为吴郡与会稽郡,其中吴郡有164164户,700782人;会稽郡有123090户,481196人。两郡合计共有287254户,1181978人。经历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只增加64216户,149374人。户的增长率是28.3%,人口的增长率是14.5%。这200多年的吴越地区情况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遭战争严重破坏,人口外流;吴越地区和平发展,人口内流。

汉以后吴越文化的三次发展机遇

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以后,吴越文化开始转入低潮时期,民族性由夷越文化向汉族文化转型。到东汉时期,文化转型基本完成,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此后一千年间,吴越文化的发展获得三次外部机遇:一、永嘉之乱;二、安史之乱;三、靖康之难。中华文明的这三次劫难,给吴越文化带来加速发展的机会。先进的中原文化大规模涌入、南京与杭州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经过千余年的融合与发展,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区域文化,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区。

东汉时期,吴越地区人口增加,士族形成,有了某些举国瞩目的文化成就,但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仍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给吴越地区带来了第一次加速发展。公元184年,黄河流域爆发黄巾起义,朝廷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群雄并起,战火燃遍中原,而吴越地区一直安静无事。大批江北人士进入江东。进入江东的外地人,除了豪杰士人之外,还有大批难民。东吴地旷人稀,正需要这些劳动人手。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人刘曜率军攻下京城洛阳,公元316年,刘曜又攻下长安,西晋灭亡。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吴郡、吴兴郡、会稽郡虽然没有设置侨治行政单位,却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的移民。从东晋至刘宋,三郡户口激增。到三国时期,太湖、钱塘江地区在全国的文化地位,比东汉时期明显提高了。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吴越地区曾一度成为全国文化中心。隋统一中国后,中原的传统优势很快恢复,中国文化重心随即北移。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从南宋开始,吴越地区才真正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从安史之乱(755—762年)到五代十国(907—960年),历时两个世纪,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人口南北比重的分水岭,在此以前北方人口占全国的半数以上,在此以后南方占半数以上,而且南方人口进一步向东南地区集中。其中,长江下游至少从北宋初年开始,已成为中国人口分布重心之重心。

1125年金灭辽后,即大举伐宋。1126年,金兵两次侵宋,开封城陷,史称“靖康之难”。靖康之难期间,北方难民大量南迁,所迁地域分布甚广,其中以江南路最为集中。当时的江南路是指今江苏、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上海市、浙江省,大体上与今天所说的“吴越文化区”重合。由于这里是南宋首都所在地,又是南方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移民中的精英分子多聚集于此。由“靖康之难”引发的第三次移民潮,移民规模超过前二次,对中国近现代经济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深远。自此以后,吴越地区(长江下游)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成为定局。

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

靖康之难以后,吴越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已成定局,经过元代的融合与发展,到明清时期,吴越文化在消化了外来因素之后,达到鼎盛、成熟状态。从秦汉到南宋,吴越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原影响江南,因此,吴越文化常常带有中原文化的新质态,这种情况在东晋、南朝、南宋等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的建康与临安,虽极尽繁华,却不是吴越文化的典型地区。到了明清时期,吴越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江南影响中原。苏州与杭州是它的“窗口”,《红楼梦》是它的“样品”。才子佳人多于江鲫,丝绸、书画如花飞草长。柔、细、雅的文化个性,明清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人才为例,从南宋以后,吴越文人一直是科场主角,明清时期更是占着压倒的优势。

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最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区域文化。一千多年间,经过民族变迁,文化转型,大规模的移民与融合,可谓历尽沧桑之变,是文化学研究的极佳题材,希望有志者能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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