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发展，既有不同时期的历史特征，即文化的阶段性表现，又存在着客观的地域性差异，因此，研究地域文化，不但要把握客观的区域性的空间特征，更要从历史的流程中对不同时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观念作深入的挖掘。本文将以越文化为中心，从三方面对文化的地域特征及其流变加以探讨。
今人所谓的地域文化研究，着重在于探讨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历史表现，其实是文化学与地理学相交叉衍生出来的一门新型的边缘性学科。它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立足于各地文化的异质，从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等角度强调区域个性化的差异，从而渲染、丰富民族文化背景的底色。
文化的求异，正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永久话题和魅力所在，也是文化研究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反映。就文化形态而言，任何文化的初始形态，本身就是以不同品格出现在文明史的。中国的远古文明丰富多彩，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以十分广阔而分散的形态分布江河流域，并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别与独立性。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所表现的不同品质与特征说明，异是根本的，无异就没有大文化的背景。然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在相互作用影响、处于不断沟通交融之中，随着文明进程的提高，文化交流的频繁，一方面，我们已经深切的认识和感受到因地域因素而形成的异质正在慢慢地淡化缩小；另一方面，这种因地域背景不同而形成的文化特征，恰恰是构成多元文化格局的最关键的、最基本的要素，必将越来越受世人关注。
地域文化特征滥觞于远古文明，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的界定，对源于上古时期的诸多地域文化的特征研究，一般是依托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引证；研究原始文化，我们历来比较重视对物化形态的考镜分析，通常以考古发掘的地名冠之，这种命名方式确实有它的合理性。我们的原始先民，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的落后，生活的空间相对狭隘，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气候条件的依赖性很大。他们生存繁衍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表征，都不能不受所处地域条件的制约影响，从而打上区域因素深深的烙印，其文化的地域特征是相当明显的。目前，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其中很大部分是属于史前文化研究，研究者多倚重于考古学科学的检测手段，如放射性碳素测年、热释光测年等高科技手段，从而获得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这比过去单纯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推断无疑更具说服力。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了中原最早的新石器遗址，使中华民族的起源找到了实证依据，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学说很盛行，虽然许多学者曾对此表示质疑，但苦于没有真凭实据。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距今约七千年的越地先民创造的伟大的原始文化。河姆渡文化在年代上早于仰韶文化，它的发现不仅对研究越文化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华远古文明的多元学说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鉴于文明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地域特征总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尽平衡的，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区域间原来的壁垒被打破，不少区域性文化的特征就会相互影响，甚至慢慢地被同化。因此，许多从事历史和考古的研究的学者，总把考察地域文化的目光停留在范围相对集中、特征典型的上古时期，比如说新石器时期和整个青铜器时期，对这之后的文化现象或言之甚少，或语焉不详。研究地域文化，比较重视源头研究，大都把精力集中在与考古学意义同步的先秦时期。其实，地域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范围，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研究课题远不止史前部分或先秦时期。它的形成、发展、流变的研究，理所当然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不但需要科学的检测方法为我们提供客观的依据，更需要我们从考古发现的原始依据和古代文献资料中勾玄提要、互为印证，从而复原历史，描述出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系统地认识地域文化在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所呈现的异彩。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诗经》时代的十五国风固然反映了明显的多元色彩和地域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也都能让人感受到多元文化的无穷魅力。我们的先人对文化的地域差异的认知是自觉的，《左传》《吕氏春秋》等典籍对各地的服饰、语言、宫室、舟车器械、声色滋味之异的零星记载，《汉书•地理志》所附的朱赣关于风俗地理的文字，都不失为精彩的表述。另外，古代史书和各地方志中有很多是关于地理文化方面的描述，在古代是作为史学的附属而存在的，属于地志方舆之学；在今天则属于区域文化研究范畴，涉及的学科是相当广泛的，所以，地域文化研究的对象在时空方面也应该有新的诠释。
滥觞于先秦的地域文化，如秦、晋、齐、鲁、楚、吴、越诸多文化，其最初形成时的地域特征确实十分鲜明，秦统一中国后，它们都面临着被迁徙、被改组、被同化的威胁，有的表面上似乎已融入华夏文化中，不再显山露水。其实不然，我们认为，秦及以后一统的封建王朝，在政治上虽然是一元主导，但文化上却由于各地山川水土自然环境和语言风俗生活习性的不同，实际上还是保持着多元并存、各自演进的区域格局。这种地域文化格局不但源远，而且流长，并且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在着，至今一直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影响，成为构成中华文化区域特色丰富多彩的有机组成。越文化就是这种多元并存地域文化格局中富有鲜明个性特征、引人注目的一分子。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是越文化的前身，它在史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大放异彩；在春秋、战国时代，越文化曾风云突起、声名远播，成为地缘属性和文化品质突出的区域文化之一；秦统一天下以后，越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其流变与影响也是深远的，并且一直绵延至今。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是缓慢的、持久的，我们研究区域文化就应该放眼古今，文化不可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权更替而嘎然绝响。
任何有特色的区域性文化，都有它独特的发生、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文化发展的历史流变，对我们把握地域文化的主体特征有重要的意义。
越文化和楚文化、吴文化一样，是一种发轫较早、影响较大的区域文化，人们对它的关注、研究也由来已久，绝非仅仅肇始于近代。先秦《国语》一书以《越语》殿后。汉人所编《越绝书》、《吴越春秋》可算最早的区域史，可看作古人对越文化的最初研究。近代学者对越文化的特别关注，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从考古发掘起步的，进而深入到对越地史前文化的研究。历史学家卫聚贤在太湖流域和浙江杭州、平湖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据此，提出“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论点，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发源的论争。《吴越文化论丛》的出版标志着近代吴、越文化研究的发轫。当时，因为考古发掘技术相对原始落后，可资力证的材料匮乏，因而，吴越的史前文化研究也无突破性的进展。一直到七十年代，考古界运用碳十四断代技术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两次发掘，使我们看到距今约七千年的先民创造的伟大的原始文化成果。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最伟大的突破，它展示了越地先民光辉灿烂的原始文化艺术。
地域文化的主体特征是该种文化之所以形成、存在和得以立足、发展的根本因素。河姆渡文化分布在古代越地，即今浙江宁绍平原和杭州湾一带，它的年代略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而它达到的水平就总体来说并不亚于仰韶文化；最为可贵的是它展现的文化面貌与仰韶文化迥然不同，可以看作越地史前文明的代表。河姆渡文化展现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据考古资料显示，该遗址依次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以第三、第四文化层的特征最为鲜明。第四层中有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谷壳、稻杆和稻叶等堆积，说明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掌握了人工栽培稻作技术，这些实物遗存也说明越地是亚洲最古老的水稻种植地，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对周遍地区稻作文化的影响。河姆渡第四层中还发现大量排列规则的木桩和地板等木构榫卯残件，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榫卯结构和干栏式建筑。这是江南多雨潮湿地区颇有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建筑形式，可以考见上古时代地理、气候历史的延续和对生活环境的塑造。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骨、木、陶质式样新颖、制作精巧的各种生产工具，各种玉器和象牙制作的艺术品，还有生漆涂制、彩陶烧制和木桨使用的实物遗存，这些丰富的原始艺术可以使后人想见我们的先人在手工艺技术的高超和水上交通能力的发达。其后，在杭嘉湖一带出现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越文化的史前源头。特别是良渚文化，除了稻作外，还有芝麻、花生、菱角等多种经济作物出现；还有丰富发达的手工业制作。良渚出土的大量礼器、玉器，如琮、钺、璜、璧等，种类之多、制作之精湛，均令世人瞩目。越地的河姆渡、良渚等文化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地域特征，代表的是我国早期文化不同于中原其它文化的另一种类型。作为区域文化，越人在史前就创造出无比的辉煌，越文化有它自己的源头和独立发展的过程。越文化形成的地理物质因素表明：越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植根的经济基础是与地域密切相关的。农耕稻作文化构成了越文化经济的主体，水利海洋文化是越文化的特色，手工业文化是越地多元经济的有机组成。
如果说越文化的史前成果和主体特征，主要依靠近代以来的的考古发掘作为有力的物质支撑的话，那么严格意义上的越文化形成于有文字可稽的春秋时期。越文化有史可稽的部分则多依赖于古代文献资料的辑存描述和考古发现的同步印证。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是不同国族的反映。在当时已经建有国家政权的几支区域文化中，越民族文化是特色最为鲜明的一支。越地的史前文明主要以物态的形式表现出来，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越文化，除了固有的物质因素外，则更多地记录生活于斯的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征。这些，在语言和风俗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今本《竹书纪年》记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提出“越”的概念，考古学也向后人证实了传世与出土的越国铜器铭文“戉”的字样。越人的具体历史活动，到春秋晚期才开始见于《春秋》、《左传》、《国语》等可靠史书。这以前的历史面貌十分模糊。但有些问题是明确的。
其一，古代越族有自己的语言，古越语属于一种复音胶着语，梁启超说是“多复音语系，与诸夏之纯用音音语者不同。”（《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任公近著》第一卷下）其构词和发音都具有自己的特点。
其二，越国是春秋时期越地建立起来的主要政权形式，它是越文化的政治经济中心。越国与比邻的吴国最初时并不属一个文化区，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后来，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句践都于会稽。在这以前，越国和其毗连的吴国疆界及其都城地望等问题，还比较模糊。越国早期的政治中心究竟在何处，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有的学者把宁镇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吴文化，把太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称为越文化，也有一定道理。[1]种种考古资料显示，越文化发轫的时间比吴文化早，吴人是后来才进入到太湖地区受到越文化影响，慢慢地表现出与越文化融合的一面。所以伍子胥说：“夫吴之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语言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 （《吕氏春秋·知化篇》）由于两国毗连，两国的文化面貌越到后来就越表现出融合接近的一面。因此，到了汉代，往往“吴、越”连称而不分。《汉书·地理志下》“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尚书大传》“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严格地讲，这些本是越地的风俗民情，是吴人进入越地后，“越化”程度加深的种种表现。尽管如此，越文化仍然有许多与吴文化的不同的本质特点。吴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越文化是植根于斯的本土文化，土著色彩比较浓郁。他们各有自己文明的源头，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文野之别的。
其三，越文化习俗有很多土著的异端因素。风俗习惯就是一种非制度、不成文的，但可见证不同文化的一个标志。越文化保留着更多南方民族的“夷俗”成分，许多文化现象，相沿成风，相习成俗。经过历史的积淀，十分稳定，有很强的因袭性。如先秦时期越人特有的习俗“断发文身”，其体貌和服饰的外观特征，与华夏族的蓄发冠笄就截然不同，故常被人称引。越人对土著文化抱有执著的坚持。《说苑·奉使篇》记载越国使臣诸发出使魏国，不冠而见梁王，和魏臣韩子发生争执。“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番以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断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 地处海垂之际的越人，有着自己的特有的生活习俗。
其四、意识形态方面有与中原文化观念迥异的作风。中原礼乐治国，文化崇尚中和之美、谦谦之风；越地生存环境恶劣，民风强悍，保留了较多的原始野性。春秋时期的越人以军事立国，以好斗著称，先秦至西汉关于吴越以及其他百越的记载，也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在越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和生产工具很多，而礼器很少见。传世与出土铭有国号的青铜兵器中，据统计，仅越剑就有24件，越戈6件，越矛3件，工艺精湛、制作精良。这些高超的手工艺技术，从一个侧面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铸造业水平是与越地史前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这些出土文物也说明越人之尚武而不尚礼乐等迥异于中原的作风。
比句践时代早半个多世纪时的吴人季札，在鲁国观赏中原礼乐时，津津于各种歌舞的鉴赏评论，（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周文化的精髓“中和之美”把握得十分深切，这说明吴国人具有很深的中原礼乐涵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人对中原礼乐所持的态度：“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征、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 （见《吕氏春秋·遇合篇》）越王句践在迁都山东琅琊后，“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句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姚稽到越。月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忍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 （见《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 从自己民族的习性出发，越国并不欣赏温文尔雅的中原音乐，也不理会中原礼乐的对治理国家的要义，展示的是越人勇武之性和对文武之道的偏倚。《国语·越语》载吴灭越后，越国积极寻求复兴之路，他们不像中原诸国那样，从仁义礼教方面去寻找国家兴盛的措施，而是卧薪尝胆，激励斗志，发展生产，与民以利，最后战而胜之。
春秋时期的越文化有越地史前的考古学文化作为依托，植根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他们又创造出有史以来鲜明的地域人文环境。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有本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形式，他们的习俗不同于中原的华夏族，有很多土著的异端因素，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原观念迥异。总之，已经初步形成了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和精神文化的特色。
秦以后的越文化发展和演变是丰富而复杂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其实经历了由越地“民族文化”、“越国文化”再到“区域文化”的发展、演变的过程[2]。秦汉以前的越文化，属于以血缘和邦国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秦汉以后的越文化，则纯然属于以自然地域为依托的区域性文化，成为我国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形态中的一个特定的范型。
一般情况下，文化自身的进步是缓慢的，人类文化史上的几次突变性的进步，往往是在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大规模交流融合时出现的。在古代，人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交流基本上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秦以后，越文化发展也经历了多次外部发展机遇，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使它一次次地面临转型，进入到它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公元前333年楚败越以后，越地发生了种族变换转型，夷越土著文化逐渐被汉族主流文化所取代，汉语代替越语，尚武变成崇文。由于秦、汉统治者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集天下豪富于关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越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物质基础，反而成了中原人士理想的避难所。如果说两汉时期避乱会稽者还时存“还中土”的打算，那么到了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避乱会稽者则越来越真切体会到越地是乱世中的“乐土”，而愿意终老于斯了。东汉以后，中原战乱迭起，越地相对安定，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与社会条件，特别是经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中原移民的大量涌入，南北文化交融，一次又一次地给越文化带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文化重心的南迁，使越地成为著名的人文荟萃之地；明清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渗透与侵入，使越文化的现代转型得风气之先，最终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镇。作为地域文化，秦以后的越地的文化发展的内涵与脉络，多表现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融合与超越，昭示了文化发展的规律与方向，特别值得我们好好梳理，好好研究。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最初表层的物质文化必然要向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态延伸扩展。从文化承传的客观规律看，前代文化对后代文化的影响的方式是多元的，承传之中本身就包括积极的吸纳和扬弃。充分关注地域文化流变的过程，对我们把握文化的发展趋势有许多新的启示。
西方兴起文化地理学时，也是先侧重物质文化领域的研究，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后逐渐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领域的精神文化方面，包括区域的语言文化、宗教文化、风俗地理、人物地理等。西方非物质文化的地域差异，以语言和宗教为两大特征。中国宗教的区域性特征并不显著，而风俗与语言两项的文化差异却十分明显，特别是风俗，“八方殊风、九州异俗”直可视为区域文化的标志。就风俗而言，古人有不少描述性的记载，比方古越民族最显著的特征是“文身断发”“轻死易发”等。但是，这些土著的特征，有时会随着文化的融会、转型而逐渐改变、甚至消失。明代大地理学家王土性在《广志绎》中对越地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各自为俗的生活风尚也作过生动的概括，这些确实能反映相当长时期内某一区域的社会生活特征。风俗因为与地理相关，所以一直被视为带有承传性的区域文化特征，至今是地域文化关注的要素之一。至于语言，则是文化民族性的主要体现。
近来世界各国的文化地理研究，多趋向于狭义文化的研究，使纯物质形态的考证，逐步转向意识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层面。越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也将显示这种世界性的趋势。秦汉以后的越地所面临的文化转型，如果参照其它地域文化的一般说法，可称之为“后越文化阶段”，越地在继承保持它较为先进的农耕优势和手工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不但是在文化习俗上由尚武而变为崇文，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文化方面一次又一次地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学术界对越文化的研究必然会延伸转移到与此相对应的精神文化领域。
首先表现在对区域文化名人的广泛关注。文化名人的研究是文化地理中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随着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地域文化研究的重心必然会转移到关注文化人和探讨文化人之所以出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文化因素上，这种反思与探讨，对深入探索区域文化内驱力，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越文化而言，由于秦汉以后越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自然条件优裕，有形成人文渊薮的客观环境，地域文化因素、山川灵性之气往往集中地表现在文化名人身上。区域文化名人的大量涌现，必然会引起一种群体性的文化连锁效应。越地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特别是六朝以来，名士文化已经成为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其丰富的人文内涵足可解剖在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态势。目前浙江的大型文化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100部（包括50位古人，50位现、当代文化名人）正在积极的实施之中，这项工程基本上囊括了越地自古而今各个领域中作出杰出贡献的文化名人。成为当代审视文化遗产、弘扬文化精神、研究名人的重要表征。
其次是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现象、思想流变和区域精神特征。越地自秦汉以后，文风大盛，学术流派很多，这是个基本事实。象王充、王阳明、黄宗羲都是独树一帜的哲学家，曾在一定时期较大范围内产生过深远影响中心人物，他们为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在文化领域中，文学是再现地域文化特色比较重要的形象载体，文学创作中作品往往携带着比较明显的地域文化印痕。作品所反映的地域信息越强，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就越浓郁越鲜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徐干时有齐气”，李善注曰：“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干亦有斯累。”自然的地域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文学的。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生活的外部环境，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自然景观如地理环境、气候、物产；人文景观如风俗、方言、文化传统等，都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地域文化因素、山川灵性之气形成了地域人群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如“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等。成功的作品往往都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背景，有浓郁的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越地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特质和对乡土情结的敏锐感受，业已成为文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研究热点。
再次是对地域文化现象全息性的探索，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层面的形而上的综合研究。这些研究多涉人类学、语言学、史学、民俗等学科，涉及面很宽广，都能着眼于文化形而上领域中更宽泛的层面，特别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研究所轻觑的“子”部类课题的多种视角跨学科的深入探讨。研究者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对区域所衍生的文化作全方位的审视，对区域文化历史发展有一个综合性动态的描述。
文化研究进入当代领域又出现了许多时代性的特征，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现象研究的心态化趋势。越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一般来说，物质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对物质文化的描述定位、归纳是文化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而对该种物质文化形态形成原因的社会学心理学分析，则是心态文化范畴。研究者们已不局限对于个体现象的描述，而是以研究对象为载体，采用民俗学、心理学、美学的多种视角，又从当代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深入发掘积淀其中巨大的文化内涵，提升其深层的文化价值，充分展示出当代人的文化批评视野和艺术品位。
地域文化研究，必然要以地域为依托，越地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后人取之不尽的财富，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结合当代人文化消费需求，打历史文化的牌子，用各种方法展示地域魅力，从复原历史时期的人文景观到构筑适合当代人欣赏趣味的文化景观，使文化消费成为新时期消费的热点，进而提高国民的的文化素质；使地域文化研究与人的文化价值趋向和精神需求相结合，用新的文化成果构建更完美的文化体系，充分展示地域文化的魅力，这才是现代人成熟的文化观念和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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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版。
[17]、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影印）
[18]、梁白泉等主编，吴越文化[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越文化与唐宋文学”
①黄宣佩、孙维昌《马桥类型文化分析》，《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肖梦龙的《初论吴文化》，《考古与文物》1985年4期。
[2]陈伯海《越文化三问》，《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