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笔下的绍兴风情

钱利琴

中国民俗学研究始于“五四”时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和周作人无疑对我国的民俗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二人并不是专门研究民俗的，但他们都十分关注民风民俗及其研究状况，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这一学科领域。而绍兴作为二人的故乡，无可避免地在二人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哪怕是故土穷乡僻壤上原始、愚昧、落后的东西，都有一种失落的感伤、悲哀，有一种复杂的憧憬和希望。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恋乡情结”。但说起绍兴，人们更多地联想起鲁迅，而非周作人；研究“鲁迅与绍兴”的，也大有人在，我所尊敬的师长中就有不少，比如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的陈越教授，写下《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的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老师等等；绍兴政府也把鲁迅作为弘扬地方文化的一面大旗……而研究“周作人与绍兴”的则很少，更没有专门的集子。有如此大的差别待遇，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不一一赘述，但在挖掘绍兴民俗的过程中周作人是被忽略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而有必要在这方面加以挖掘和补充。以此丰富和完善绍兴风俗的研究，还周作人绍兴民俗学中的正确地位。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民俗学家，涉足民俗研究领域比鲁迅早，其贡献和作用也比鲁迅大。早在1912年就开始了文艺民俗学的研究，写出了《童话研究》、《民歌研究》、《童话略论》和《儿歌之研究》等文章，先后发表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和《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这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研究成果。1914年1 月，周作人又开始征集绍兴儿歌童话，《绍兴儿歌述略》就是在此背景下完成的。在他的《儿童杂事诗》中也记载了很多绍兴的民风民俗。如在《儿童杂事诗、扫墓》中写道：“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过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1]还有一首：“跳山扫墓比春游，岁岁乘肩不自由。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2]把儿童扫墓时的童真童趣刻画得淋漓尽致,扫墓的悲凉之气早已被春游的自由欢乐一扫而空了。

周作人对故乡的描述很多，杂见于他的散文、诗歌和回忆录中，在《周作人散文》、《雨中的人生》、《苦雨》、《知堂杂诗抄》、《周作人回忆录》、《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等书中随处可见。本文在收集和整理了相关资料后，选取了周作人笔下绍兴的桥、石板路、乌蓬船、白篷船、大戏、目连戏、黄酒和小吃等几个有代表性的意象加以研究，并以水乡灵动的水为行文思路组织前后顺序，展现周作人笔下的绍兴风情。

一、桥.石板路

绍兴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称越国。境内水道纵横，有水乡水城之誉。有水必有桥，总要有桥将一条条河道连接起来，水乡才有了一气呵成的流畅气度，而桥本身也成了水乡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所谓“小桥流水人家”，不管少了哪一样，都如同好好一幅山水画多留了白，总觉空荡荡的。

因水而有桥，因桥而有景，水乡风韵则由桥而生。周作人是会品桥的，在写到故乡的桥时，他说：“这（桥）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还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灯亦较高的缘故吧……”[3]桥是可以入画，也可以入诗的。春波桥就是因陆游诗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而得名的。

绍兴多桥，据清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衢路图》标记，仅府城内就有桥梁229座，平均每平方公里31座，其桥梁密度是二战前意大利威尼斯的45倍，为清末时苏州城内桥梁密度的2倍，石桥连街接巷，五步一登，十步一跨，真可谓是“无桥不成市，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村”。全市有形态各异、风格奇特的桥梁各式桥梁万余座，故有“桥梁博物馆”之称。建筑材料皆为青条石、青石板。最为盛名的是建于南宋的八字桥，它是我国最早的立交桥。最长的是建于汉代，绵延数里、一线贴水的古纤道。题扇桥等许多古桥都留下了不少名人轶事和传说。

桥是绍兴的性格，桥也是绍兴的文化象征和魅力 。街巷逶迤，河道纵横，街缘水典，路由桥通。从桥下探视，则桥中见桥，桥桥相接，桥巷相连，可谓是江南水乡美景的凝聚点。绍兴桥所具有的环境布局美、结构装饰美和桥楹诗文美，构成了特有的水乡交通景观。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曾有诗曰：“垂虹玉带门前来，万古名桥出越州”。绍兴桥文化已成为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桥相联系的还有石板路。周作人在《石板路》中这样写道：“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如是盛夏，石板都热得像木板似的晒干，两头翘起，因此有‘知了喳喳叫，石板两头翘，懒惰女客困旰觉’的歌谣。”[4]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天气酷热，路上石板也热得像木板晒干一样，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旧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

在此以后，周作人多次怀着深情回忆起绍兴(以及江南一带)的石板路，因为它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普遍，“随处出现”，是令人感到亲切“有趣味的”。而在钱理群先生看来，令周作人追怀不已的，还是通过这石板路所展示的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周作人说：“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这里所说的“街头的空气”，即是指与市民阶层的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这是培育周作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土壤与文化背景。

桥和石板路都是水乡绍兴独特的景致，因为赋予了它以思乡的深情，作为故乡绍兴的缩影，它们在周作人笔下显得灵动而亲切。现在绍兴的古街和古纤道还很好地保存了石板路的原貌，至于石桥更是俯首皆是。

二、乌蓬船.白蓬船

绍兴是水乡泽国，除南部山区外，大小江河如网，来往船只如梭，素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乌蓬船便是她特有的交通工具。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你的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当然这里描述的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情，今天船的使用频率已没有那么高了，但即使今天它依然是绍兴的招牌之一，名列“绍兴三乌”[5]之首。）……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Symenngoa），小的为脚划船（划读uoa）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圆形的，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箬，上涂黑油；在两扇“定篷”之间放着一扇遮阳，也是半圆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鱼鳞，径约一寸，颇有点透明，略似玻璃而坚韧耐用，这就称为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橹，大抵两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头著眉目，状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则无之。”[6]

信中周作人较为详细地向友人介绍了绍兴乌篷船的外形特征，这里再简要说明一下。所谓“明瓦”，就是船舱的两扇固定的乌篷之间有一扇用蛎壳做成的窗“篷”；这蛎壳薄片如现在的毛玻璃，半透明，既可遮太阳，又可避风雨，同时解决了船内采光问题，所以叫明瓦。一般的船总有三个舱，中舱有三扇定篷，定篷间有两道明瓦的船就叫“梭飞”；如果后舱再有一道明瓦，就叫“三明瓦”了；如果有四个船舱，中间有四道明瓦的就叫“四明瓦”，后舱再加一道明瓦的则叫“五明瓦”。最大的乌篷船有“六明瓦”。

乌篷船的船头雕刻出如虎头一样的东西，似在微笑，颇滑稽而不可怕。这种动物叫“鷁”，是传说中古代的一种鸟。据传说，古越本是泽国，在塘闸未建之前，河流直通大海。“鷁”居海上，龙见它很害怕。所以，古代人把鷁的头雕刻在船头，使龙不敢兴风作浪，行船可得安全。古代船头上都画有鷁象，故称船头为“鷁首”。乌篷船船舷与着水部分左右两侧都画有图画。船头两侧，分别是尉迟恭、秦叔宝的画像，绍兴人叫“门神菩萨”。后面又有一幅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内容的图画，四周有各式图案。这些画均为彩画，所以这种乌篷船也叫“画舫”。绍兴和江浙一带都是水乡，交通以船为主，城乡各处水路四通八达，人们出门一步，就须靠仗它，而使船和坐船的本领也特别的高明，所谓南人使船如马这句话，也正是极为恰当的。但水乡行船似乎更有一种“生活之艺术”，也为周作人所津津乐道。

周作人又这样写道：“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7]乌篷船船身高大，人在船舱中，可以直立。考究的前舱设有菜灶，供应茶酒肴馔；中舱陈设古雅，字画古玩，一应俱全，所以可在船上行动自如。这种船，多是供大户人家作客、迎亲、出丧、上坟、游览和看戏之用，一般人家大概只能用梭飞船，而用不起三明瓦、四明瓦的。绝大多数人家是租用的，只有大地主、官宦人家才有自家的乌篷船。

其实上面提及的“梭飞”、“三明瓦”一类的乌篷船早已绝迹了，现在，绍兴能看到的乌篷船，只有载客的“脚划船”了。因此，外地朋友把那种载客的乌篷脚划小船看作乌篷船也无不可。

又有一种埠船，是白篷船（前面提到船头无雕刻的船）的一种，所谓“白篷船”，就是船篷未加黑色油漆的船，多用作农用船和公共交通运输船。用作交通的船又分两种：白天航行，用作载客的叫“埠船”；晚间航行，载客运货兼用的叫“航船”，也叫“夜航船”。查周作人《水乡怀旧》载：“埠船在城里有一定的埠头，早上进城，下午开回去，大抵水陆六七十里，一天里可以打来回的，就都称为埠船……航船走的多是从前的驿路，终点即是驿站，它的职业是送往迎来的事，埠船却办着本村的公用事业，多少有点给地方服务的意思，不单是营业，它不但搭客上下，传送信件，还替村里代办货物，无论是一斤麻油，一尺鞋面布，或是一斤淮蟹，只要店铺里有的，都可以替你买来，他们也不写账，回来时只凭着记忆，这是三六叔的旱烟五十六文，这是七斤嫂的布六十四文，一件都不会遗漏或是错误。”[8]这种船也是南方所特有的。绍兴的船除了用作交通工具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比如可以在船上做生意、居住、或者开一家水上酒店。

绍兴（江南）过去还有“上坟船”的习俗，意即清明时节坐船去扫墓，查周作人《药味集·上坟船》有载：“座船大抵是三道船亦名三明瓦，一船至多也只容七八人，因饭时用方桌坐八人便已很挤了，不能冉分两截而须分船，亦正是事势必然，华靡恐尚在其次……大家丁口众多，遗有祭田者，上坟船之数，大率一房中男女各一只，鼓手船厨司船酒饭船各一只，酒饭船并备祭品，如干三牲，香蜡纸钱爆仗，锡五事，桌伸棕荐等，此其大较也。”[9]这是很详实的记录，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此类风习不免有些愚昧落后，但细想一下，也的确可以品咂出几分趣味来，现在绍兴农村某些地方还保留了这样的传统。如果排除掉感情上的因素的话，扫墓其实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平时人们忙于各自的事业，无暇去野外游逛，只有在扫墓的时候才可以聚集在一起出门，这大概也算是“片刻的优游”了吧。

三、大戏.目连戏

坐在船上看社戏，也许是很多人对水乡生活的最初理解，因了鲁迅那脍炙人口的小说《社戏》。其实周作人笔下也有很多对家乡戏曲的描述。虽然因为他中庸平和的审美观，他更崇尚自然简素，不喜欢夸张作态与强烈的表情，也不喜欢中国的旧戏，在《谈龙集下卷·后记》里，他说：“还有一层，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角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象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但不喜欢只是一个方面，人到了中年，回忆起儿时的东西，无论喜与不喜，总会感到十分的亲切的。

在《谈“目连戏”》中，他这样说：“吾乡有一种民众戏剧，名‘目连戏’，或称曰《目连救母》。每到夏天，城坊乡村醵资演戏，以敬鬼神，禳灾厉，并以自娱乐。所演之戏有徽班，乱弹高调等本地班；有‘大戏’，有目连戏，末后一种为纯民众的，所演只有一出戏，即《目连救母》。”[10]文字中不自觉地透出一种脉脉温情。在文章的后面他更称赞说：“我们如从头至尾的看目连戏一遍，可以了解不少的民间趣味和思想，这虽然是原始的为多，但实在是国民性的一斑，在我们的趣味思想上并不是绝无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一点也很有益处。”这使我想起了梁实秋的一篇文章《旧》，其中有句话说：“旧的东西大抵总是好的。” 是的，大抵。在《儿童杂事诗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目连大戏看连场，扮出强梁有五伤。小鬼鬼王都看厌，赏心只有活无常。”[11]

周作人幼年时代在家乡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戏”与“目连戏”。按绍兴的风俗，每年七月半，都要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又称“绍班”)来演戏。有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调班(又叫高腔)，武班叫乱弹班。据周作人介绍，绍兴大班演出的最大特点是：“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12]这类演出大都是为了祭神，演出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正戏前后都有着固定套式的开场戏与结尾戏。开场戏要演“五场头”：“庆寿”(祝贺延年益寿)、“跳加官”(祝愿官运亨通)、“跳魁星”(祝颂登科及第)、“小赐福”(赐予福音)、“掘藏”(即“调财神”，恭喜发财)，当地叫“讨彩戏”，歌祝人们“福、禄、寿、财”。按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极尽人生的大望”。在正戏结束以后，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周作人说：“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经是五十年前事了。”[13]更难忘的，自然是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中所蕴含的喜剧趣味。与鲁迅、胡适对中国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色，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

另一类演出是目连戏。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周作人把目连戏叫作“纯民众”的戏剧，因为“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话，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的优伶，大抵是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作自己的事去了”[14]。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宣扬的也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观念，自然引不起孩子们及观众的兴趣。观众们注目的是目连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连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去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全剧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的讽喻性喜剧。周作人回忆说，“占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喜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阳出起红’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15]

目连戏和大戏除都演《起殇》、《调鬼王》（也叫“游地府”或“施食”）、《男吊》、《女吊》、《无常》和《烧大牌》等鬼戏外，其余可说均不同。首先，演出的戏班不同，目连戏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是业余戏班，演员分散在各地，平时都在干自己的活。又由于目连戏要演所谓“真刀真枪”的凶杀戏，而服装道具又都较差，绍兴人就称服装道具差的戏班用的是“目连行头”。大戏则是由专业戏班演的，大多是绍班，早时也有徽班和京班，服装道具都较考究。目连戏唱的是调腔，乐队要为演员帮腔接调，绍兴人称乐队为“后场”，所以叫“接后场”。而大戏则根据自己戏班的唱腔唱的。其次是演出的戏不同。目连戏每年在各地演的始终只是一本《目连救母》，大戏戏本就很多，各戏班可以演自己惯演的戏本。还有，演出的时间也不同。目连戏年年演，每村演出的日期早有定规，不用临时预约。如绍兴西北面的柯桥、下方桥一带，每年三月初一在柯桥城隍庙开始后，挨村演过去，演到七月半止。而大戏一般在七月里演，因按迷信说法，七月三十，各种怨鬼都从阴间出来扰乱阳间，所以要在这段时间为怨鬼超度，祓邪求安，而如果某地发生灾难或有人死于“五伤”则又随时要演。

现在绍兴戏曲正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曲目更多，表演也更纯熟，并屡屡在各种重要场合演出，获得了很高的殊荣。

四、黄酒.小吃

水乡的水不但能架桥行船，那悠悠的鉴湖水还是酿造绍兴黄酒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绍兴是中国五个酒文化名城之一，绍兴黄酒也叫老酒，有近2500年历史，被誉为“东方名酒之冠”。早在吴越之战时，越王句践出师伐吴前，以酒赏士，留下“一壶解遣三军醉”的千古美谈。在南北朝时期，黄酒已被列为贡品，“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绍兴黄酒所以成为酒中上品，与浩淼甘洌的鉴湖水有关，鉴湖水水质清澄又含微量矿物质和微生物，十分有利于酿酒。

漫步绍兴街巷、常可闻酒香四溢，而一些临街临河曲尺柜台的小酒店，更是宾客满座，一杯在手，浅酌豪饮，已成了许多外地游客旅游绍兴的一大快事。

周作人不善喝酒，却喜欢谈酒。写下了《谈酒》、《吃酒的本领》、《古代的酒》、《过年的酒》等一系列关于酒的文章。在《谈酒》中写到“这个年头儿，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但我终于不知道酒是怎么做法，只觉得所用的大约是糯米，因为儿歌里说，‘老酒糯米做，吃得变ni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语，做酒的方法与器具似乎都很简单，只有煮的时候的手法极不容易，非有经验的工人不办，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请一个人来，俗称“酒头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为最上，叫他专管鉴定煮酒的时节……大人家饮酒多用酒盅，以表示其斯文，实在是不对的。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宾杯。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播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棺以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能饮者多索竹叶青，通称曰“本色”，“元红”系状元红之略，则着色者，唯外行人喜饮之……”[16]这里讲到了乡人自酿的酒，以及大人喝酒的一些趣闻。现在绍兴黄酒已经发展成一个产业，各种酒产品也远销全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我们平日所说的绍兴黄酒只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即指在绍兴境内所产黄酒的总称。其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代有创造，时有发展，绍兴黄酒品种繁多，如朵朵奇葩丰富多彩。这些不同品类的酒既有绍兴黄酒共有的甘冽芬芳、橙黄澄洁的特色，又各具独特风味。其主要名品有：元红酒、加饭酒、善酿酒和雪香酒。绍兴酒之所以晶莹澄澈，馥郁芳香，成为酒中珍品，除了用料讲究和有一套由悠久酿酒历史所积累起来的传统工艺外，重要的还因为它是得天独厚的鉴湖水酿制的。鉴湖的优良水质，形成了绍兴酒的独特品质。

周作人善谈酒更喜欢谈吃，尤其对故乡的小吃更是情有独钟，《雨中的人生》一书中就专门辟了一大章节来谈吃。在《谈油炸鬼》中有这样的描述：“乡间制麻花不曰店而曰摊，盖大抵简陋，只两高凳架木板，于其上和面搓条，傍一炉可烙烧饼，一油锅炸麻花，徒弟用长竹筷翻弄，择其黄熟者夹置铁丝笼中，有客来买时便用竹丝穿了打结递给他。做麻花的手执一小木棍，用以摊饼湿面，却时时空敲木板，的答有声调，此为麻花摊的一种特色，可以代呼声，告诉人家正在开淘有火热麻花吃也。麻花摊在早晨也兼卖粥，米粒少而汁厚，或谓其加小粉，亦未知真假。平常粥价一碗三文，麻花一股二文，客取麻花折断放碗内，令盛粥其上，如《板桥家书》所说，‘双手捧碗缩颈而吸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代价一共只要五文钱，名曰麻花粥。又有花十二文买一包蒸羊，用鲜荷叶包了拿来，放在热粥底下，略加盐花，别有风味，名曰羊肉粥，然而价增两倍，已不是寻常百姓的吃法了。”[17]此外还有《菱角》、《罗汉豆》、《爱窝窝》等，都是这一类的好文章，因文字繁多，便不再引用了。油炸鬼即我们平常所吃的油条，北京过去有所谓“烧饼油鬼”者，亦属此类。之所以取名“油炸鬼”，似乎有讥刺秦桧的意思，而周作人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人在秦桧当权时不敢触犯他分毫，偏喜欢在人家死后背地里阴狠地诅咒，这种卑劣的习性是要不得的。菱角则是我素来爱吃的一样东西，小时候家里种过，当场摘了当场吃，味极清香可口，而当着秋风四起的时候，泛舟河上看菱荡起伏，也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情。渔民的习俗，通常在湖水中插一根木棍，这样漂浮的菱角枝蔓就会不断缠绕在上面，越积越多，待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取下以小舟载回，仔细拣摘后拿到城里去卖，可得些许小钱。周作人的《菱角》主要记述其品类，有水红菱、花蒂、火刀、风菱、驼背白等，这些菱角在南方都是习见的，而“酱大菱”又似乎为绍兴所特有。罗汉豆在别处都叫作蚕豆，只有绍兴这样称呼。与北方的爱窝窝稍为相像的是麻糍，小时侯常吃，现在依然是绍兴人民早餐或点心的理想选择之一。

周作人的谈吃与梁实秋是不同的，梁是专门地谈，而周往往只是顺便提及；梁实秋谈吃所多的是有名的大菜，周作人则显然更倾向于民间小吃，由这一点不同也大概可以窥见他们性格的一斑了吧。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周作人，虽然梁实秋笔下的美味十分诱人，但总不及周那般富于天然的野趣，这种野趣是最为难得的。

印象最深的还有《臭豆腐》：“近日百物昂贵，手捏三四百元出门，买不到什么小菜……这时候只有买臭豆腐最是上算了。这只要百元一块，味道颇好，可以杀饭，却不能多吃，大概半块便可下一顿饭，这不是很经济的么。这一类的食品在我们的乡下出产很多，豆腐做的是霉豆腐，分红霉豆腐臭霉豆腐两种，有霉千张，霉苋菜梗，霉菜头，这些乃是家里自制的，外边改称酱豆腐臭豆腐，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本地别有一种臭豆腐，用油炸了吃的……”[18]现在名扬四海的绍兴臭豆腐是指后一种，前面提到的经济的臭豆腐其实是霉豆腐，是绍兴传统的下饭菜之一。周作人这样说过：“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惟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周作人又说：“《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19]

这里所说“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与“习苦”都是周作人对故乡绍兴平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从中可以看出，绍兴平民生活方式包括“终岁劳苦”与“素朴简单中有真味”这两个侧面，用以后周作人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分析是属于“自然地简易地生活”[20]一类。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化传统与平民化的文化性格。它在绍兴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源。鲁迅在《〈越铎〉出世辞》里曾经热烈地赞颂了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而据史书记载，禹、墨又是一脉相传的：“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白昼不休，以自苦为极。”绍兴平民上述勤劳卓苦的生活方式，显然有禹、墨遗风。

文学家不是科学家，文学家以情绪的眼光看世界，难免带有某种地域的偏爱，这种偏爱对周作人来说，恰恰是他乡土文化意识的集中反映，也是他与故乡骨子里那割不断的牵连。周作人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深情的怀恋，也有对贫苦乡民的同情及落后生活的厌倦。在回忆故乡的作品中漂浮着一股馥郁的泥土的芳香，反映了周作人在描写绍兴这块生长土地时，内心虔谨感动的情愿。鲁迅关注民俗，并站在社会改革的立场上，大力呼吁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破除陋风旧习。而周作人对民俗的关注和研究，与鲁迅不同。他第一是研究，第二是欣赏，第三才是为了社会改革。鲁迅给人抑郁、沉静、肃杀的印象；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的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然而，我敬佩鲁迅，却亲近周作人，我认为周作人关于民俗的文章更具有历史价值。在绍兴民俗研究中周作人有鲁迅不能替代的价值与作用，所以在重视鲁迅的同时，也要重视周作人。这也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周作人与绍兴”实在是一个难以言尽的话题，因篇幅有限，只能抓其干而轻其末。一家之言，还请专家学者斧正。

参考文献：

[1]周作人部分著作(包括周作人日记)

[2] 钱理群：《周作人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3] 张菊香：《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4] 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5] 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

[6]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载见《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1期

[7] 钱理群：《读周作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

[8]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9] 孙郁：《鲁迅与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0] 李景彬：《周作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11] 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2] 周作人、周建人：《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3]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见《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14] 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