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王充

王充如何变得“伟大”？

   王充一生沉沦于下层，从未涉及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加上其性格怪异，因此在世时可谓其“名不出会稽”。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只字不提王充，甚至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亦是如此。不仅如此，王充的著述在当时流传也不广。据葛洪《抱朴子》记载，蔡邕、王朗到会稽后方获得《论衡》，将其带到北方。虽则如此，王充却颇受本土士人推崇。谢夷吾、虞翻以及葛洪都盛赞王充。经过南人的鼓吹，王充逐渐走出本土，为精英文化层所接受。刘宋范晔《后汉书》为王充立传，但其传记极短，仅278字。显然，范氏重视的是王充批判精神，因其开东汉批判风气之先，故将其与东汉中后期以批判现世而闻名王符、仲长统合传，但范氏并不欣赏王充文章，故不录其文。南北朝以降，学者们对王充作了大量的评价，总体而言，赞颂者少，批判众大。因此，在近二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王充的学术地位并不高。

到了二十世纪，人们逐渐“发现”的王充的价值。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蔡元培高度赞颂了王充的革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其抱革新之思想，而敢与普通社会奋斗者，王充也”；“虽所举多无关宏旨，而要其不阿所好之精神，有可取者。”此外，蔡元培还高度评价了王充对汉魏学术发展的贡献。蔡元培对王充的高度评价在实证哲学家适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呼应。1931年，胡适发表《王充的哲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对王充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作了系统深入的阐发。“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是最注重效验。”“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胡适还盛赞王充的批判精神及其在哲学史上的贡献，“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王充的哲学是中国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不仅如此，在后来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其第六讲便是以“王充”为题的。可见，王充是胡适在三十年大力表彰的重点人物。

   到了五六十年代，在唯物论、反封建论、阶级论、人民论热潮的影响下，王充逐渐变得“伟大”了。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认为王充思想是“较进步”的“农民派哲学”，王充政治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政治论”。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王充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钟肇鹏撰文《汉代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篇第二十章《王充――两汉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的无神论者》。就这样，王充被逐渐捧为“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伟大的反封建战士”等。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势头虽有减弱，但是出于定势，这此观点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就这样，王充世人尊奉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王充是否师事班彪？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王充太学受业记载亦见于谢承《后汉书》和袁山松《后汉书》。正因如此，学者们对此多无异议。但徐复观在《王充论考》一文中对此提出质疑，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两汉思想史》卷二《自序》云：“本书中的《王充论考》一文，目的在使他回到自己的应有的位置。在这种揭破的工作中，应当引起研究者乃至读者自身对感情及理智的反省。就东汉思想而言，王充的代表性不大 。”可见，徐复观有感于自胡适以来，学者将王充抬举过高，故有比较浓的反驳、批判此前学者的意味。故其对传统说法质疑多，而信从少。周桂钿在《王充评传》对徐复观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周氏颇有“强辩”的意味，依然不能让人信服。

其实，大多学者误解了《后汉书·王充传》的这句话。范晔《后汉书·王充传》中此句当标点如下：“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学者们多认为这句话说的是一件事，即王充是在太学受业时师从班彪。这从文理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事理上却很难讲得通，因为我们很难找到班彪曾在太学教授诸生的理由和依据。其实这句话说的是两件事：一是受业太学，二是师事班彪。在汉代，儒生受业太学时，还可以私从其他人受业。汉代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王充十五岁左右到洛阳太学受业。从汉代太学管理制度来看，太学授业者皆为博士，几无例外，班彪当与太学无缘。班固《汉书·叙传》未言及其父为太学博士一事。班彪在京师洛阳十余年后出为望都长，轶仅四百石，远低于六百石的博士。因此，徐复观认为班彪与太学无缘是有一定道理的。班彪既与太学无缘，王充从班彪受业，自然当为班彪私授弟子王充当于十五岁左右至京师受业。来到京师之时，王充不过是一介外地书生，不可能很快有机会结识名儒班彪，师从班彪当在王充来京师一两年之后，于是大体可以推断王充当于十七岁（43年）左右受业于班彪。建武二十八年（52年），班彪离京赴任望都长职。因此，王充师从班彪当于建武十九年（43）至建武二十八年（52）之间。

   令人不解的是，《论衡·自纪》中丝毫没有言及受业班彪一事。《论衡》四处提及班彪，但这四次论说的是一件事，即班彪续《史记》。可是除了修史之外，王充亦未言及班彪其它方面，如为人、为学等。正因如此，徐复观等人怀疑师班彪一事的可信性。《自纪》与其它史料相矛盾之时，该如何取舍呢？首先，《自纪》前后颇多相互矛盾之处。其次，《自纪》与《论衡》文本亦多相抵牾之处。这些表明，《自纪》的记载并非完全可信，应该慎重审视。《自纪》本身的内容也有不少有值得注意之处。其一，王充在《自纪》中多叙述其祖、其父“不肖”之事。其二，王充虽然仕途多舛，但也做过几任小官，曾获得谢夷吾等人举荐，但在《自纪》中，王充却没有言及任何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其三，《自纪》先叙自己生平，再叙为人，再叙为文。《自纪》用了近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辩解自己文章与众不同之处，如易观、诡于俗、不能纯美、文重等。可见，叙述其为文是《自纪》重点所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充《自纪》完全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一方面，他暴先人不肖，不提及助己亲友；另一方面，极力宣扬自己之长，如为人清重、性恬谈、善文等，而极力掩饰自己之短，如强烈的求官欲望等。为官（哪怕是小官）可以给王充带来荣耀，故不惜笔墨，细细罗列自己官职；善文可以让王充感到自尊、自负，故不厌其繁地夸耀自己的文章。平凡而无获的京师求学经历，却不能给王充带来这些，带来的可能是自卑与感伤，因此，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自纪》没有言及太学受业、师从班彪等事，亦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总而言之，王充早年曾师从班彪受学，范晔等史籍记载较为可信，并不能因为《自纪》没有记载而加以质疑。

王充性格对其学术有何影响？

   王充的性格极其复杂怪异。因为天资聪颖、博学多才、长于著述，使得王充极其自负。但他拙于人际，且仕途多舛，导致王充又极其自卑。王充生性好辨争胜。王充任气好辩之性格当源于其家族好任气之传统。王充好疾世俗，好作惊人之论，好广批各种现象。此外，王充生性固执偏激。他过于追求“真实”，常“疾其不必疾”，对儒生的批判过于严厉，且无原则地颂汉。

   王充性格对其学术产生了不少影响。因聪颖、勤奋导致其博学多才，兼善经传诸子，学通古今，学贯多个学派。因其好辨，导致其广批各种人物、知识和现象，但为了争胜，他往往择“情”而从，取舍标准不一，多前后矛盾。为了标新立异，他藐视权威，问孔刺孟，且常疾其“可不必疾”，批其“可不必批”。生性固执倔强，导致他执著于功名，甚至不惜“媚俗”，竭力为汉朝、汉帝唱赞歌，以获得汉帝赏识。他极力批判，但却往往又不彻底；他反对天人之学，但又难免陷入宿命论；他反对谶纬，但又大量借用祥瑞盛赞汉朝。这些使得他的学说充满矛盾性、不彻底性和偏激性。一句话，王充赞为“批判”，贬也“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