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涌
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在实现其政治利益中表现出来的活动方式和特点。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由于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的区别，必然导致行为方式特别是政治行为方式上的不同。从一种政治行为中可以透视出一种文化的精神结晶和价值追求。透过对政治行为的剖析，有利于深入地把握越文化的特质。从政，是历代知识分子博取功名，实现人生理想的基本道路，越地文人也不例外，但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特征。
首先，越地文人的从政行为表现出硬、拗、狂的特性，具有较强烈的追求独立人格的倾向。
越地文人从政既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同时保留着很多原始的文化气息，形成了主体独立价值追求、率真浪漫的情感和雄俊耿直的文化人格，在更多的时候是为伸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危难关头更多的讲究气节。
表现之一是硬气。越中文人的硬气是十分突出的，甚至把硬气视为文人的灵魂。在从政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南宋时抗金主帅宗泽力图收复中原，临终还高喊“渡河”！爱国诗人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望告乃翁”的《示儿诗》更是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南宋末年，元军南下，黄岩杜浒，三门张和孙等倾募兵，全力助文天祥抗元，最后兵败被执，壮烈捐躯。明建文帝时期，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夺得帝位后，命台州方孝儒草诏以告天下，方孝儒痛斥朱棣，最后被“夷十族”，被鲁迅称之为“台州人的硬气”，明代的王士性曾经对这种硬气的评价是，人重节义，洁操刚烈，勇往直前，风气所致，至今犹然。明末，黄宗羲等发兵勤王，竭力抗清，明亡后至死不仕。祁彪佳抗清失败后，拒绝清廷以书礼聘，面对局势，悲愤万分，决定以死报国，写了绝命书和“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诗句，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水池中。清代天台齐周华，为了反抗清廷残酷的“吕留良文字狱”，直言上书，百折不挠，最后被杀，殃及族人。
表现之二是拗劲。越中文人的固执、不随和、不驯顺、得理不饶人的劲头也是使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所难以忍受。他们或仗义执言或不与同流，弃官归野，大多具有反叛精神，不唯上，不向权贵低头，不盲从。王充个性张扬，不苟陈规又耿直顶真。初唐义乌骆宾王早年就显示出非凡才华，但不愿事奉权贵，写讨武檄文，痛斥武则天篡位，号召天下人推翻武氏统治。陈亮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多次上书朝廷，陈述改革主张，三次被捕入狱。沈炼三次出任县令，执政清廉，惠爱于民。因秉性耿直，不阿谀奉迎，被贬为锦衣卫。严世蕃常以酒戏弄他人，沈炼为之抱不平。沈炼因上疏揭露严嵩父子十大罪，遭廷杖五十，削官贬于保安为民。梁启超曾指出：清朝统治者感到最难缠的是江浙一班“念书人”。
表现之三是狂狷的个性。《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白居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说是对狂狷行为的形象描述。“狂”在古代则是指不拘一格，气势猛烈，蔑俗轻规。“狷”的古语用法多是“狷介”，指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中国古人“狂”而进取，进取之途被堵塞，就要学会“狷”而自守。深受玄学影响的魏晋名士是以狂狷而著名，他们以亲近自然，性情豁达为人生态度，不畏强权，追求自由，以竹林七贤为代表。魏晋遗风对越地文人的影响十分深远，陈亮认为狂和狷是相对于中和或中庸而言，皆有过与不及之失，然而好在一个真字上，两者都是真知见与真性情。况且两者可以互补，如狂中有狷，狷中有狂，而致中和；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这些都是人生和学术的极高境界。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王阳明亦以狂者自居，认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真念真圣人也。”《明史》本传记载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任溧阳知县时与御史争执，最终因被诋毁，徙茌平知县。嘉靖二十九年冬，俺答汗率军入古北口，抄骑至都城，大肆杀掠，并致书索取贡品，多轻嫚之语。世宗仓卒召集群臣商议，众官皆依违曲阿不敢出一语，独沈炼与司业赵贞吉历阶抵掌相倡和，慷慨论时事。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
其次，越地文人从政行为还表现出精明善治，多谋善断，贯穿着励精图治的传统，少有迂腐儒生的形象。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句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发奋为复国这样的精神一直是越地从政者的典范，感召着后人的政治作为。从王充的“实事疾妄”到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形成了越人做事追求功用与实利的传统。
这种从政传统，一是表现为勤政善治。越地先贤大都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和能力，致用于实际事功，“官先事，士先志”。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为修筑鉴湖，不辞劳苦，冲破重重阻力，完成筑湖工程，湖成后，稽北三十六水全纳湖中，使9000余顷黄茅白苇之地改造成稻麦丰稔的良田沃土，百姓大得其利，山会平原由此解除山洪威胁，并得到充分灌溉。但此举得罪了当地豪绅，罗织罪名诬告，马臻遭诬陷致死。此后鉴湖水利蓬勃发展了近千年，境内无旱涝之忧，东边的余姚、卯（音冒，mao）县（今镇海县南），鄞县（今奉化县东）等地，也成为水利开发的受益地区。宋代叶适在政治动荡中虽多次被罢官，但为维护南宋王朝他荐贤才、扶危倾、保建康、营两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明代思想家李贽称他为经世名臣，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候外庐评论他是一位“有理论、有纲领、有事功、有理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二是表现为困难环境中的苦心经营、保境安民。唐末五代，十国割据，战乱频仍，烽烟遍地，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中原和各割据国田地荒芜，十室九空，死者相枕，饥人相令，民不聊生，惨象环生。唯独位于东南的吴越国钱氏三代五王始终奉行“保境安民”与“信佛顺天”的基本国策，致力于理水治土，奖励生产，境内无废土，民不知有兵革，人民安居乐业，“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杭州仁和县人于谦，20多岁时由于他的年轻有为，被任命为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于谦赴任后，严办一批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平反冤狱，安抚百姓，从而赢得江西百姓的爱戴，他们在郡学名宦祠中供上了他的“长生禄位”。特别是“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临危受命，升任正二品兵部尚书，主持危局，严惩王振死党，提拔有能力的人担任文武要职，募兵制器，修筑关隘，赏罚分明。同时针对蒙古族首领也先以英宗为人质，多次叫关要挟，于谦提出“社稽为重，君为轻”。为安定人心，也为粉碎也先的勒索阴谋，于谦积极拥立朱祁钰为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三是表现为锐意进取，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唐代著名的“永贞革新”，其实际代表人物就是山阴人王叔文和杭州人王伾。他们面对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的情况，以东宫侍读和伴读的身份，联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结成拥护顺宗的革新派。他们在理论上，运用《天说》《天对》《天论》和《封建论》等著作，阐述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柳河东·天对》，卷一四）历史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由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才演出诸多的事件”。认为天与人各有自身的自然特性，“义相胜”，“还相用”，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滔道必赏，违善必罚”，祸福与天没有关系（《封建论》卷三）。因此，对不合理的制度和弊政，应加以革除。他们借重皇帝的支持，于唐永贞元年（805）推行改革。由于遭到宦官、藩镇等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击，“永贞革新”仅存146天就归于失败，但指导这场革新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具有唯物主义成分和无神论精神的，是永存的。
四是更注重塑造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励精图治与生活上淡泊廉洁，严于律己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在中国文人的政治文化心理中，清官意识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无不抱有一份对清官的向往和期待，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结。在越地的历代文人士子中，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大抵都有着坚定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他们以操守、气节和令名自期，追慕和效仿古圣先贤，安贫乐道，主动拒斥世俗利禄、财货、声色犬马的诱惑。在官僚生涯中，他们往往洁身自好，严于律己，清明廉洁，两袖清风；他们基本上都能以民为重，为民作主，为民请命，体察民生疾苦，缓纾民难，还采取很多积极的措施，为民兴利；同时他们还都能敢于犯上，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不避显要，秉持公平正义，锄强扶弱，打击豪强和邪恶势力，为百姓、为社会主持公道、伸张公理。
五是表现为追求理政与治学的统一。学而优则仕，是古代文人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途径，有了仕之得失与甘苦的体验后则治学，重返学术生涯是越地文人从政中的普遍现象，体现了从政价值的升华。把理政与治学统一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抨击时弊，对社会风气的深刻批判而形成的真知灼见，如王充60岁致仕后重回学术活动，提倡“实事疾妄”，刘基所写的《郁离子》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总结从政经验，革新政务，吕祖谦、陈亮、叶适等卸任后总结执政之要是尚功利、崇事功，追求“立国本”和“活民命”之功利，企慕合乎“天道人心”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在取得治国安民的实际功效的同时，获得与立德、立言并列的立功的人生价值旨归。改造儒学思想体系，宋明两代传统儒学由此盛极而衰，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对程朱理学提出了挑战，阳明心学成为流传甚广、影响极大的学说，在明清之际，阳明心学再经刘宗周、黄宗羲的传承和发展，创立了浙东学派。批判封建政治制度，开启思想启蒙的先河，黄宗羲站在“公天下”观念的视野，猛烈抨击“家天下”意识，殚精竭虑进行思考的有关对封建政体的改造与设想，尽管在封建时代无法实现，然而这种有价值的政治构想，尤其是试图以法治的社会机制来防止与阻碍封建君主制度下的专制政治的出现，期盼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从中透射出的闪光的民主意识，无愧于划归中国17世纪启蒙思想的范畴，深受后世的褒赞。
再次，幕僚（师爷）参政，越地文人的从政活动在仕途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也集中地体现了越地文人从政行为的特色。
越地数千年的历史积淀造成了崇尚读书、追求功名的大氛围，一方面人才辈出，另一方面又是人才难出，特别是雍正以后诏停浙江乡试，堵塞了知识分子登科入仕的通道，使得大量饱学之士不得已暂时放弃科举，转向从幕。产生了始于明代，盛于清代，衰于民初的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以致于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或总管文章，执掌奏折，或纵览钱粮，处理实事，纵横上下，盘根错节，形成“无绍不成衙”的格局。绍兴师爷之所以在入幕群体中具有垄断地位，是因为在总体上具有这样的行为特征：
一是才学过人，思维敏捷，以智谋使幕主有所倚重。特别是在封疆大吏身边的名师爷，善于为幕主出谋划策，也善于为幕主起草各种公文奏折，如徐渭在浙江巡抚胡宗宪身边屡出奇谋，帮助他击败倭寇，邬斯道替河南巡抚田文镜上了一道奏折，为雍正除去心腹大患隆科多出了大力，使得雍正本人对他大为佩服，甚至在田文镜问安的奏章上写下“朕安，邬先生安否”的御批，使之因而扬名天下。
二是处世精明，能言善辩，善于协调官场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他们是大小军政衙门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与幕主之间是一种非主非仆、亦主亦仆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必须以忠诚获得幕主的信任，以计谋求得幕主的欣赏，以干练赢得幕主的倚仗，这就需要他们以委婉圆通的方式来处理各种事务和关系，需要他们“计谋千条足，智慧万丈深”，机灵敏捷，随机应变。
三是治事审慎，善断疑难悬案。他们往往精通法律，把《大清律例》和《洗冤录》奉为金科玉律，诵之烂熟。如李鸿章的幕僚娄春藩审案慎重周全，在其主持总督府文案其间，直隶省无冤案发生。他们在办理刑钱、赈灾、河工、漕运等委托事务时，大都能审时度势，细加考察，慎重处置，以获得幕主的信任。
虽然在幕僚群体中也存在助纣为虐、营私舞弊、包揽诉讼、朋比为奸的败类，但幕僚群体的参政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也开了职业化的先河。
综上所述，在风格独特的越文化背景下，越地先人在古代社会的从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可以以史为鉴。
